明慧文章

章天亮:英雄之死——纪念刘成军

今天中午十二点,在华盛顿DC的中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刘成军先生的追悼会。之所以选在这个地点进行悼念活动,是因为刘先生于2002年3月5日在长春的八个有线电视频道插播了《是自焚还是骗局?》和《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等法轮功真相资料片,随后他被捕入狱,在歷经了21个月的残酷折磨后被迫害致死。 在美国歷史上也曾经有一位元资讯自由的英雄,叫做凯萨琳.葛莱姆(Katharine Graham),她曾经是《华盛顿邮报》的掌门人。1972年6月,当共和党总统尼克森谋求竞选连任的时候,五位潜入民主党总部「水门综合大厦」安装窃听器的男人被捕,后来其中有人招供他是为争取尼克森连任的竞选委员会工作的。这起重大的竞选丑闻被称为「水门事件」。尼克森总统随后被证明与这起窃听案有关,并一直在利用职权妨碍司法公正和干涉新闻自由。在强大的证据面前,尼克森于1974年8月宣佈辞职。 在这场长达两年的较量中,《华盛顿邮报》可以说孤军奋战,一直以第一版无情地刊登两名名不见经传的记者对水门事件的调查结果,而其他报纸却无一跟进此事。《邮报》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葛莱姆收到一些恐吓信,威胁她说如果关于司法部长米切尔控制着一个秘密基金用于侦察民主党活动的报导见报,她将受到难以形容的报復。米切尔甚至直接警告说,葛莱姆如果继续刊发这一报导,她的乳房「将被塞入一个巨大的脂肪绞压机」。而与此同时,涉嫌丑闻的尼克森总统却竞选连任成功。在葛莱姆后来的回忆录中,「我惊恐不已」和「我吓得发抖」这样的句子不断出现,可想而知她当时所受到的压力。幸运的是尼克森指示属下掩盖丑闻证据的谈话被录了音,而且录音带被找到,真相才得以大白。《邮报》也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中份量最重的奖项——公众服务奖。 「水门事件」和中国的「法轮功事件」相比,其相似之处在于都是涉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犯罪,其严重程度却有天壤之别。「法轮功事件」是江泽民一手策划的在中国歷史上波及范围最广的残酷迫害,因为中共歷次政治运动的直接打击物件从来没有达到一亿人之巨,如果加上这些人的家属,人数会达到几亿人,远远超过中共歷来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镇压比例。而这种基于人的最基本良知和信仰自由的迫害,造成了数千人死亡,而且这些死者无一例外地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而受到了灭绝人性的毒打和酷刑折磨,最终失去生命。同时还有数十万人仍然被关在洗脑班、拘留所、劳改营和精神病院受到酷刑的摧残。 为了镇压法轮功这个在道德上无可挑剔的团体,江泽民不得不命令所有媒体连篇累牍地播出诋毁法轮功的谣言,最终不惜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场「自焚」伪案,并嫁祸法轮功,以煽动起全民对法轮功的仇恨。此时,谁能揭开镇压背后的血腥,谁能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谁就是和葛莱姆一样顶着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压力,而还给民众知情权的英雄。遗憾的是,中国的所有媒体都是「党的喉舌」,不但不能公佈真相,反而在镇压之中推波助澜。对于那些被迫害致死和仍然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说,这些媒体都扮演了江泽民帮兇的角色。 长春电视插播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刘成军和他的几个朋友切开了有线电视电缆,而把法轮功真相的信号切入到千家万户,播送时间长达40到50分钟。 当葛莱姆披露「水门事件」的时候,尽管她受到了总统的压力和司法部的威胁,但是她背后毕竟还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可以主持公道,而当刘成军插播法轮功真相时,他面对的不是司法保护而是假借「司法」之名的迫害;葛莱姆可以自己作主决定是否继续刊出她的报导而让民众知道内情,而当刘成军第一次插播成功后,他却没有第二次说话的机会了;葛莱姆没有被扣上「洩漏国家机密」的帽子关进大牢,刘成军却被指控「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破坏了社会秩序,侵犯了公民合法的权益」被非法判处19年徒刑;葛莱姆是在揭示一个无涉人命的竞选丑闻,刘成军却在试图阻止数千人人头落地的血腥镇压;葛莱姆仅仅受到了口头上或书面上的威胁,而刘成军却在面对江泽民「杀无赦」的密令。 2002年3月24日,刘成军被绑架时,员警蓄意朝已被戴上手铐脚镣的刘成军的腿上开了两枪,造成刘成军重伤。中新网2002年4月1日的图片显示,备受摧残的刘成军显然已无力保持自然坐姿。此照片为一贯粉饰江氏集团暴行的中新网所公开发表,不难想像刘成军被摧残的实际情况一定更加严重。 5月初,刘成军被转到铁北看守所,遭酷刑逼供,被强制坐老虎凳52天。刘成军被非法审判时,是被人抬入法庭的。后来刘成军被非法判刑后关在吉林监狱。直到刘成军被折磨得脱相、吐字困难的情况下,吉林监狱仍然不让刘成军保外就医,最终他被迫害致死。 如果中国存在一点点的新闻自由,刘成军先生一定不必去做什么电视插播。他会以更大的道德勇气,比葛莱姆更加勇敢地揭示真相。 当2001年7月葛莱姆逝世时,小布希总统亲自致上悼文,他说:美国的首都和整个国家今日全体哀悼最令人敬爱的华盛顿及美国新闻界的第一夫人凯萨林•葛莱姆的去逝。她伟大的一生及影响力扩及许多领域,不管是对具有影响力的出版人、为善不欲人知的慈善家、具有非凡成就的企业女强人、普立兹奖得奖人、还是对挚爱她的朋友。 刘成军没有葛莱姆那么幸运,他的遗体在他去世七小时后被不法员警强行火化。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去了。刘成军不但没有得到象葛莱姆那样的荣誉,反而还被江泽民诬陷为罪犯。 在刘成军的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捨生取义的民族精神,更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为揭露真相不畏生死的道德勇气。歷史会见证法轮功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也许那时民众才会意识到「真善忍」对于一个生命的意义,才会瞭解到江泽民镇压的残暴和血腥,才会明白刘成军的壮举对于我们的民族意味着什么。 在北京,有一些道路是用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将领名字命名的,如张自忠路、佟麟阁路,为的是纪念这些民族英雄。我在大华府地区曾经见过一条以葛莱姆夫人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也许有一天大陆也会有刘成军路,以纪念这位元资讯自由的英雄。 我们还要努力把他的故事告诉给海内外的每一个人,尽早地结束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式的迫害,以告慰刘成军先生在天之灵。 谨以此文,献上我的哀思。@ 2003年12月29日于华盛顿DC (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3/12/30/n439450.htm (895)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五)

【明慧网2003年12月2日】】[作者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接前文) 八、法轮功――大中华复兴的希望 在前面提到的那些看似无解的难题中,除了生态问题属于物质领域之外(实际上也和精神领域关系极为密切),其他问题本质上都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信仰,可以重建我们的道德体系,使人和人回到互相友爱、互相信赖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这种信仰能带来和平,消弭人心中的仇恨,让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体谅和帮助;这种信仰让人从内心深处就满怀善念和宽容,并时时以诚信待人;能够教人远离贪婪,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能够互相扶持共度难关,而不是诉诸暴力为自己抢夺利益;能够教人敬畏自然,爱惜环境,等等等等,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彻底地解决了,而且是平稳解决,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生态危机。无论对任何人、任何政府来说,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天赐良机。 实际上,良机已经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这就是以修炼“真、善、忍”为核心的法轮功所提供的信仰。法轮功并非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来,但他却能不经意地顺带解决了这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让我们抛开中共的宣传,来看一些简单的事实,而答案就在这些事实背后。 A、法轮功迅速在中国重建信仰和文化 法轮功洪传迅速的事实人所共知,1992年从长春开始传出,到1999年镇压发生以前,中共下属的公安部调查结果是全国有近一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个数据还上了上海的东方电视台。 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事实背后的意义,那就是七年的时间,法轮功的团体不但从无到有,从国内传向海外,而且吸引了一亿人。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信仰能够有这样的发展速度,而且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做过一分钱的广告,也没有政府政策介入推广,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口耳相传。(这也打破了其他知识分子给中国找到的出路都需要中共自上而下地实行、而中共却拒不实行这一僵局。) 中国的道家修炼曾经在西汉初年、唐代、宋代和明代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推广;佛教修炼是得到了隋唐两代皇帝的推广;儒教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受到所有朝代政权的推广,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以及从宋代开始的尊孔读经、八股取士,曾使儒教的地位达到鼎盛;基督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就先后有礼部侍郎、太子太保徐光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重量级信徒,基督徒汤若望、白晋也曾经和康熙大帝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然而这些宗教少的经历了几百年,长的经历将近两千年的传教,现在在中国也没有达到法轮功在镇压前的规模。 这里反映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重建信仰体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俗话说“百年树人”,几百年、上千年的传播、礼拜、布道;统治者的倡导;信徒的捐赠;一批又一批的僧侣、传教士孜孜不倦地研究宗教经典;一次又一次民众持经问难的集会;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艺术上方方面面的支持等等,才可能让一门宗教为广大民众认识,形成规模。然而这个漫长的过程,竟然被法轮功轻而易举地跨了过去,他的规模形成简直是一蹴而就。 这除了凸显出法轮功强大的生命力外,他必然与民众潜藏心底的最深层诉求一拍即合。从法轮功信徒的人员构成来看,各个阶层、各种教育背景、各种职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从几岁的孩子,到90多岁的老人;从大学教授到目不识丁的农民;从政府官员、到商人、律师、军人、经理、医生到普通工人,都可以找到大批的法轮功追随者。 除此之外,法轮功从1995年开始传播到海外,到1999年,就弘传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98年3月到1999年6月,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东南亚总共召开过十多次有众多外国人参加的数千人规模的修炼心得交流会。许多白人和黑人为了学习法轮功,甚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在修炼法轮功的人中,不但包含西方各个种族,中国的蒙、回、藏、朝鲜等各个少数民族中,也都有大批的法轮功追随者。 这表明法轮功所传播的是一种普世价值,完全超越了人表面看到的一切人与人的差别。 正是这种普世价值不但在短短七年内迅速恢复了中华民族信神、敬神的传统;发扬了曾经辉煌、但在中共破坏下断裂乃至濒临灭亡的修炼文化;更具有深刻的道德感召力,而使修炼的人凝聚为一个整体。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共不对法轮功进行镇压,而采取允许其发展的态度,也许几年后,信众就会滚雪球一样发展到两亿、四亿、八亿……当然不可能全民都信仰法轮功,但是这个信仰会形成民族凝聚的强大力量。这样的一个国家绝不会成为分裂的国家,这样的民族也绝不会是一个分裂的民族。虽然,法轮功并非为国家统一安定的世俗目的而传,但是客观上却会起到这样的效果。 B、法轮功弘传奥妙何在 法轮功能够弘传奥妙何在?这是一个可以写一本大书的课题,而且恐怕只有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才有最终的解释权。这里我仅仅做一点简单化和世俗化的探讨。 法轮功有两个方面是最吸引人的。一个是他的原则,就是“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另一个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神奇的袪病健身效果,简而言之这两个方面就是“修”和“炼”。 如前面所说,中国的很多中老年人曾经经历过三年大饥荒、走过很多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苦日子,在营养不良又几乎没有劳动保护的情况下参加重体力劳动,身体的健康状况普遍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取消了城市人口用低工资交换来的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后,仍然只给工人很低的工资,甚至在买断了他们的工龄后让他们彻底失业,因此他们处在一种生病看不起的状况,从来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广大农村人口就更无法负担日益昂贵的医疗费用,而衰老却一天天降临。 被病痛折磨是非常痛苦的,而这些人却只能通过锻炼身体等方法尽量增加对疾病的抵抗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许多气功得以迅速普及,其动力就是人们对健康的追求。然而这些气功鱼龙混杂,真伪并存,还有很多骗子冒充气功师骗取钱财,另外许多气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疗效也并不太明显。法轮功就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出现了。他最初出现的形式与历史上很多正教出现的形式是一样的,就是给人解除病痛,且立竿见影。 健康的问题常常是许多人认识一门正教的缘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圣经》的《新约全书》中记述的那些有关耶稣治病的神迹。耶稣在传法前医治了麻风病人、百夫长的仆人、彼得的岳母、被鬼附身的人、瘫痪病人、瞎子和哑巴,并让一年轻女子起死回生,随后才差遣十二门徒把福音传遍四方。此外,象天主教明代传入中国的时候,第一个受洗的人也是个被利玛窦救治的患了不治之症的人。中国道家的一些流派一开始也是以治病的方式吸引信徒。 法轮功在传出的时候,李洪志先生曾经两次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并亲自动手给人治病。其疗效之显著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李先生也因此成为博览会中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在那之后,虽然李先生不再给人治病,但参加过李先生气功学习班和自己后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人,很快就体会到了法轮功神奇的治疗效果。许多曾经患过不治之症、被医院宣判死刑的人,却在修炼法轮功短短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中重获新生。 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界对当地法轮功修炼人群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被调查人数近三万五千人,其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8%以上,其中痊愈及基本康复率在70%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都迅速得到极大改善,在炼功期间他们能做到不需继续吃药和打针,而疾病不会加重与重发,反而身体状况越来越好;患有医学上认为的顽症、绝症或疑难病的学员也得到了康复;法轮大法修炼者普遍出现身体向年轻方向退的现象,许多老年妇女还会重来例假。(具体统计数据可参见“《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法轮大法武汉学员修心健身效果部分调查》、《[广州]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7.9%”》) 这些鲜活的例证对法轮功的传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一个人见证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后,他自然就会把这种改善告诉亲朋好友。而亲友之间天然的信任胜过任何广告媒介。更为重要的是,法轮功的学习和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和免费的,甚至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法轮功的一切书籍和音像磁带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修炼法轮功既不需要登记,也不交纳会费,来去自由。人可以在零成本、零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自由尝试,并会因此受益,从而把消息告诉更多的人。所以整个的传播可以说是指数型增长,在七年的时间就突破了一亿大关。 从这个角度来讲,法轮功袪病健身的效果有效地弥补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美国有一本杂志叫《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在1999年2月刊登的报道中说,朱镕基对法轮功的这种健身效果非常赞赏,因为如果有一亿人在修炼,而每个人一年节省1000元医药费的话,一年国家就会省出1000亿元。无疑,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巨大好处的事情。 当然,袪病健身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练一练法轮功的动作就可以的,法轮功也不是为了给人治病才传出来的。袪病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要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约束炼功人的行为,而得到了健康身体却是修心向善的副产品(这里面的奥妙原因需要读者自己去看《转法轮》才能了解)。也就是法轮功把道德的提升看得非常重要。至少从字面上看,做到“真”,那么就不能说假话,欺骗别人;做到“善”,那么做事情就要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不能欺负别人;做到“忍”,那么遇到矛盾时,就要宽容大度,不和别人一般计较。 在法轮功的修炼人群中,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水平要远远高于社会上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同时,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于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道德衡量标准。这些都有助于约束人的欲望和不好的行为,把社会改变为一个更加祥和、充满信任和关爱的社会。这是一种无价的无形资产。 法轮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遇到矛盾的时候,无条件地向内找,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去改掉它。因此,修炼的群体是个人人锋芒内敛的群体,这样的群体自然不会互相伤害,也不会伤害他人。与这样的群体接触,人是很容易产生安全感的。 对人身心两方面的改善(有时,这种改善还包含着更深的内涵),成了法轮功对信众的吸引力所在。可以说,他在客观上有效地满足了人对个体健康和社会安全感两方面的追求,而这两点一定是人生活幸福的基础。 C、法轮功的和平精神 法轮功认为“宗教和政治是不能够合一的”(见《精进要旨》之“大法金刚永纯”)。虽然法轮功并非宗教,但他也有严格的规定不许信徒借法轮功参与政治。李洪志先生还告诫弟子说:“弟子们切记,无论将来有多大政治与权势的压力,也不可以为政治权势所利用。”然而在中国就是这样,中共是个“讲政治”的党,你不参与政治,但政治却要来参与你。从法轮功传出后不久,中共就派出特务打入法轮功内部,几年下来虽然没有发现法轮功任何的违法行为,但却发现这个团体已经成长为一个数量超过中共党员人数的团体了。 如前所说,中共不希望中国出现一种人们真心相信的有神论学说,也不希望这个社会是个人们互相关怀和信赖的社会。虽然法轮功不会对人间权力感兴趣,但是对那些权力来源没有合法性的独裁者来说,却会把任何大一些的民间团体视为威胁,因为他们自己的权力是偷来的、骗来的,没有安全感的。同时,法轮功学员在修炼后日益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廉洁自律,会自然反衬出这个腐败政党的堕落和其某些成员(包括一些“领袖”)的低下人格。 就这样,中共党魁江泽民在1999年7月下令取缔法轮功,所有传媒上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谎言、诋毁、欲加之罪,所以镇压者也决不可能允许国际社会进行公开和公正的调查。而面对维护自己最基本信仰权利的法轮功上访者,镇压者也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与法轮功公开辩论,所以一切的媒体都被中共严厉控制,只能发出江泽民这一种声音。江泽民一定曾经自信,在他掌握了全国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源、一切媒体和暴力机器的情况下,对这些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为信条的法轮功学员来说,“三个月消灭”绝对没有问题。 然而江泽民显然低估了信仰的力量。法轮功从前赴后继地走向天安门请愿发展到了在全国通过各种方式揭穿江氏谎言。此时的江泽民已经骑虎难下,谎言一旦戳穿,他给自己编造的“伟光正”光环就会破产,同时他会被追究镇压责任。所以他除了继续给法轮功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之外,动用了拘留所、劳改营、精神病院以及古今中外摧残人肉体和精神的最野蛮酷刑对付不肯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仅仅透过层层封锁而传递到国外的数据就显示有超过八百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这场镇压已经整整持续了四年多了。每个人都会从这场正邪对比黑白分明的较量中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法轮功虽然被打死了那么多人,虽然有数十万人被关到劳改营里受到洗脑和酷刑,虽然有那么多人家破人亡,虽然有那么多人被剥夺了一切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法轮功却从来没有诉诸暴力。如果看一看这些虽然老实、但并不懦弱的信徒的内心世界,我们看不到仇恨和仇恨的酝酿。一直到今天为止,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对江泽民及其帮凶的法律起诉也都不是为了仇恨,而仅仅是为了还法轮功的清白,仅仅是为了营救那些仍在狱中备受摧残的同道,仅仅是为了人间正道。 毫无疑问,事实已经证明法轮功团体是一个理性的、有节制的团体。针对那些真正在这场迫害中手上粘血的凶手,他们公开诉诸法律渠道寻求公正惩罚,而对于那些在迫害中轻微犯罪的人以及被谎言蒙蔽的普通民众,法轮功信徒不断以各种方式和他们接触,告诉他们法轮功真实情况,并规劝作恶者赶快悬崖勒马。 法轮功的和平精神在这场极端残酷的镇压中表露无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场镇压没有发生,而法轮功真的成为一个很大的团体,那么这个以理性、诚实、慈悲和宽容为原则的人群必然对中国可能发生的一切摩擦和动乱起到巨大的润滑、缓冲和消除作用,这就是社会安定的最大因素。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将受益。所以有人说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对法轮功镇压的荒谬和邪恶也由此可见一斑。…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四)

【明慧网2003年11月30日】作者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接前文) 六、仇恨的发作 网上曾经流传一篇中共杀人纪录,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八千万之巨,可以说血债累累。比如中共在大陆刚刚夺取政权就以“镇压反革命”等名义处决了四百万人。接下来反右斗争中抓了二百多万右派,数万人自杀或非正常死亡。从1959到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中国人。文革时迫害致死的至少数百万之众,牵连上亿人,并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六四”事件更是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当着全世界的面杀人。连林彪自己都说,今天一小批,明天一小批,加起来就是一大片。仔细算下来,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到过中共的迫害。 中共一直对“阶级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被这架绞肉机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除了肉体折磨之外,更厉害的是精神迫害。刘少奇临死前还要被强迫听中共“九大”将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无论谁被中共指为阶级敌人,最亲爱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必须马上与他划清界限。还有没完没了的“批斗”、“公审”、“认罪”、“检讨”,把一个人的人性和尊严彻底摧毁。 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生活,每天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残酷现实,如果不与那些迫害者变得同样残忍,就必须变得麻木。在有神论的人眼中,人命至重,人命关天。在无神论者的眼中,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恩格斯语),人死了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一些蛋白质的存在形式改变了而已。 在欠下累累血债后,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一旦失去权力,无法用掌握的暴力机器保卫自己的时候,遭到老百姓的清算,因为中共自己就一向教育民众“血债要用血来偿”。在传统文化被破坏之前,“人命关天”的概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约束民间行为。许多人也把人世间的苦难委之于命。但是,当“无神论”的宣传不再让人敬畏生命,而人性中恶的一面又被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放大和放纵,仇恨就变成了可以吞没人的理智、而让人疯狂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仇恨尚未发作的原因是中共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把所有的舆论工具和暴力机器抓在手里。在中国,老百姓虽然知道党内的黑暗,但大多数是从自己亲身经历出发,没有对中共逆天叛道、腐败、残忍和累累罪行的全面认识;中共暴力机器的严厉镇压,更让老百姓对自身受到的剥夺敢怒不敢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重大的天灾、生态崩溃或经济崩溃都在所难免,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管制失灵。在生存都成为问题的一片混乱中,军队和资讯都将失控。 资讯的失控,会让老百姓全面认清中共的罪恶;军队的失控,会让老百姓认识到“翻身”的时刻终于来了;加上全民破产,生活失去着落;生态的崩溃让整个民族失去了前途和一切希望,此时绝望中的民众自然会把一切不幸算到中共的头上,并因失去道德、信仰和文化的约束而在仇恨的驱动下把普通党员视为复仇对象,重演土改时的杀人惨剧。到时候,且莫说中共贪官,即使是那些稍微富裕的人也会成为洗劫和打击的对象。 在假恶斗成风的社会里,仇恨的发作会使人做出极其激进和危险的行为,同时法律体系失控,做坏事无法得到立即有效的制止和惩罚(这也是中共一直以行政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造成“有法不依”的恶果),人在中共长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身教和无神论“洗脑”下,无法用理性约束自己,会在社会上形成恐怖氛围。在人人自危的心理下,人们可能会出于自保的目的而以家族或村落为单位联合起来(SARS爆发期间曾经出现过这种联合的雏形,因为对外面的人无法信任),慢慢发展出一些黑帮化的团伙,社会治安从此不可收拾。 七、民主的滞后性和短视性 与专制制度相比,民主的优越性无疑是巨大的,比如制度透明、媒体监督、权力制衡等。在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有很多,在此不赘述。 同时也必须看到,民主并不是万灵药。正如丘吉尔所说,民主只是所有坏制度中不太坏的一个制度而已。我们不谈民主不象一种信仰或者宗教一样可以约束人的物欲,因为在政教分离的社会,信仰问题本来也不是民主要解决的问题,而要谈谈另外两个问题,是民主社会的先天弊端。 一个就是民主的短视性。比如一个人当总统只能干两届,那么争取连任当然成了第一届的一个重要任务。在物欲越来越流行的现在,拼经济发展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拉选票手段。这会派生出许多短期行为,比如为了从中国拿到廉价商品可以姑且把人权问题束之高阁,或者仅仅在嘴上做一个姿态。至于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比如中国因为成为世界加工厂而生态急剧恶化会不会危及我们的子孙;中国会不会利用从我们这里赚到的钱去发展它的军工等等,那么都留给下一届政府吧!这就是一种短视的做法,虽然短期红红火火,但是长期的危害却非常之大。 另一个就是民主的滞后性。确实在民主国家,百姓可以通过弹劾总统的办法让他下台。但是往往一些问题和严重后果是在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发酵出来。此时,再吃后悔药就来不及了。好比当年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养活了希特勒,给全世界带来了长达六年的战争和数千万人伤亡的惨剧,但当年绥靖政策还是很受欢迎的,《慕尼黑协定》还曾经被认为是给“整整一代人带来的和平”。一直到二战爆发,美梦才被惊醒,可惜为时已晚,虽然张伯伦下野,丘吉尔上台,但大错已经铸成,战争已无可避免。 解决中国的问题仅仅依靠民主还远远不够。同时,民主仅仅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一种文化。如果在中国立即实行民主还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因为缺乏统一文化而民族四分五裂的乱局。另外民众在刚刚获得民主,但一直没有必要的信仰、法制和理性观念引导的情况下,残酷清算的激进思想可能会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而使中国被复仇主义所笼罩。让社会再次平息下来,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中国的生态和经济是否还给我们的民族留下这么大的动荡余地,都是一些未知的变数。(待续) (745)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三)

【明慧网2003年11月29日】[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五、无神论的恶果 从进化论中派生出的无神论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石。在共产党的说教中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天国,所以它才要建立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就连国际歌里也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共产党从进化论中进一步发展出了被他们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套东西,也就是人类社会也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而“社会主义”就是“进化”的结果,“共产主义”更是社会“进化”的最高形式。 这种共产党自说自话,没有经过任何实践证明的无神论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和真正宗教信仰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人作为神所创造的万物之灵,从内心最深处还是渴望神的眷顾和生命的永恒,这种自发的宗教情结唯有信仰能够填补。共产党虽然在宣传无神论,但同时它又把自己打扮成神,打扮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领袖,以填补人的信仰需求,这就是共产国家最最常见的造神运动,或曰“个人崇拜”。 在一个社会中,道德是约束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而道德却是神给人制定的。共产党在打倒了人对神的信仰之后,就自己摇身一变成了道德的化身,并拥有了对道德的解释权。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永远“光荣正确”,死不认错(它认错也是不诚恳的,而且是为了继续证明自己“光荣正确”的,所以算不上真正的认错,比如它虽然否定文革,但却绝对禁止民间深入反思和讨论文革)。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中,经常出现“社会主义道德”这个词,似乎原本是普世价值的道德在这里具有了阶级性。而是否“热爱社会主义”竟然成了衡量一个人道德与否的标准之一。而且中共自己对道德的定义变来变去,最后似乎变成了只要和党保持一致,就是最“道德”的人,哪怕这个党已经堕落得五毒俱全。 共产党的这种说教是经不起推敲的,更不符合它自己一贯宣扬的“科学”精神,在许多方面无法自圆其说,而它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修炼文化作为传统的民族,和几亿曾经深受“儒、释、道”信仰影响的人群。因此,为根除有神论对中国人的影响,中共除了砸烂传统文化之外,在建政之初,还给寺院、道观、修道院和民间的修行人士扣上种种帽子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并派它的地下党员打入宗教团体,把佛、道、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彻底“统战”在中共旗下,接受中共的领导。中共这种打着宗教旗号反宗教的“宗教灭绝政策”使中共本身成了中国超越一切宗教的准宗教组织。这一极具邪教特征的“准宗教组织”因为知道自己的理论漏洞百出,因此具有鲜明的“排他性”。 一个保持了对神自由信仰的社会是一个“博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爱”(关怀)是社会关系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造物主创造和赐予,因此人心中会知道尊重生命,也会敬畏和爱惜神为人创造的自然界,在神的面前众生平等。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信赖,会形成一种独立于共产政权之外的凝聚力,这是共产政权最不愿意看到的。 对神的信仰,会给人一个不同于共产党说教的价值判断,而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和紧密关系又会使真理的传播变得非常迅速。这会极大地威胁到中共掌权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共采取了一个系统的办法把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无论谁说了什么,别人都会怀疑。 其中一大发明就是上面定一个“阶级敌人”的百分比,然后让下面去抓。比如一个单位有1000个人,一定要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那就是50人。但是人人都知道,在共产党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的国家,谁要是被党定为敌对分子,那就意味着一生幸福的完结,从此在万人唾骂中苟延残喘。但是上面定下来了这个指标,不抓又不行,领导不抓领导就得自己去填补这个指标,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互相揭发,只有揭发了别人才能保住自己。被揭发的人除了拼命辩白外,还要揭发别人“戴罪立功”。这样仇恨很快就在群众中煽动起来,在政治斗争的大环境下,即使亲密如父子、兄弟、夫妻也无法信任。这一套花招,共产党玩儿得炉火纯青,民间称之为“挑动群众斗群众”。 无神论的宣传灌输使大多数老百姓在人性被中共“异化”、“奴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最后的道德防线。尽管有一些有识之士,可以清醒地看穿中共的这套把戏,但是他们的声音却被中共彻底封杀掉了。同时,当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的时候,中共强大的专政机器是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各个击破的。 在“六四”事件以前,中共还有一些理论说教,蒙骗了一些人。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了。中共已经不可能再发明出什么理论学说统一思想,此时中共的策略就变成了让人根本不去考虑精神领域的追求而完全沉迷于物欲的追求和满足中,以免民间或外来的民主启蒙或信仰启蒙会逐渐整合成新的意识形态,挑战中共的权威。 无神论的一个恶果就是人失去了“作恶会遭报”的概念,而敢于为所欲为。穷惯了的中国人在“不管白猫黑猫”的利益驱动下迅速演变为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这里的“娼”不仅是指那些出卖肉体的妓女,还有那些出卖灵魂为中共政权涂脂抹粉的“知识分子”。同时,为追求利益,中国人开始了对自然界和对同类的疯狂掠夺。对自然界的掠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态灾难,而对同类的掠夺使全国各地假货横行,从毒米、毒面、毒油到假烟、假酒、假药,从商品造假到文凭造假,坑蒙拐骗、五毒俱全,只要能赚到钱可以不择手段。人的自私心理急剧膨胀,一切以个人安危和享乐为中心,缺乏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和关怀。 同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用卑鄙手段对待别人时,别人也会这样对待自己;当自己看到一个落水求救的人、或者流氓当众强奸妇女而默不做声的时候,如果自己落难,也同样不会有别人施以援手,因此在社会上人人自危。 共产党虽然靠无神论和拜金主义把全体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可以收买、恐吓、各个击破,从而延续了自己的统治,却让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和道德成本。“六四”以后,江泽民用最卑鄙的手段继续延续中共的生命,但却是以彻底毁灭整个民族的前途为代价的。(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29/61328.html (807)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二)

[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三、全民破产 中共在当初夺取政权的时候号称要建立一个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公有制经济,实际上他们也是在这个幌子下把一切财产收归国有,对于地主、富农、民族资本家和小资本家进行镇压,关的关,杀的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除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所有的工人、农民和那些曾经比较富裕的人都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不过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人作为城市人口还是以自己毕生只得极其低廉的工资为代价享有政府福利性的廉价住房、养老金和公费医疗等社会保障。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保障体系全面瓦解,工人不但丢失了铁饭碗,而且丢失了政府曾经许诺给他们的一切福利待遇,而陷于几十年来农民一直处于的自生自灭状态,生不起病、住不起房,“一生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子女都下岗。” 一个人能够生活下去至少需要有希望和未来。当他想“我明天要干什么”的时候,最起码他得有明天。也就是说,对未来的安全感非常重要。但由于政府不提供社会保障体系,城市人口只能从极为有限的收入中拿出来一部分存进银行,希望靠存款给自己提供一点安全感。而中共为了维持其经济繁荣的假象,却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存款借贷给那些经济效益极差的国有企业,或者那些依靠贿赂而与政府高官建立了良好关系的私营企业主。这些钱因为收不回来而变成了坏帐。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全部破产,每天靠挪用老百姓的存款和外国公司的巨额投资混日子。中共内部的高官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正亲眼看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经济大厦摇摇欲坠,那么他们最大的希望就变成了力争在经济大厦坍塌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贪污最多的钱,然后逃亡国外隐姓埋名过上逍遥日子。被枪毙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就曾对其情妇说:“共产党早晚会垮台,最多大概只有十年时间,我们要为自己留后路,如果共产党垮了台,出现象前苏联那样的局面,没有后路,大概只有去给人家看大门。” 用政论家胡平先生的话来说,中共贪官不是在“腐败”,而是在“抢劫”。他们有许多我等平头百姓无法了解的手段把《宪法》里写着归劳动者所有的财产变成他们的私产,在极短的时间内用权力洗劫百姓,劫贫济富,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因此,目前国内很多暴富阶层的私有财产是没有合法性的,就象中共领导人至今不敢向民众公开他们的实际财产。 与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资产流失远远没有中国这么严重,因此理清产权关系,把原来充公的财产物归原主,对其它资产采取拍卖等手法进行私有化还是可行的。而中共垮台后给中国留下的将是一笔烂账、一锅浆糊,对于现有资产的清算将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同时绝大部分资产可能早已通过资本外逃转移到国外,下落不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清晰必然会带来生产停顿,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如何对剩得可怜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才能让全体民众满意,从而平息他们的怒火? 可以设想一下,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寄托了他们全部未来希望和安全感的存款已经化为泡影,他们将会以什么样的心情看待这个社会。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绝望的支配下铤而走险,引发杀贪官、吃大户和抢劫风潮,从而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四、生态崩溃 一个政府要执政,其权力来源必须具有合法性。否则别人就会问,“凭什么你当国家元首把持权力而不是我呢?”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君权神授,血统继承。”在民主社会,这个合法性是靠选票承认的,是大家伙儿把这个人选出来做总统的。到了中国这就是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了。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前,中共一直在宣传它是最先进、最革命的政党,只有它才能领着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而且它的领袖永远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指引我们向前进”。这种说教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过狂热,也蒙骗了相当数量的人,从而成为当时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六四事件”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中共让用来抵御外国入侵的野战军掉转枪口、开着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屠杀那些并没有要中共下台,而只是让中共惩治官倒和腐败的无辜学生时,民众对于政府的希望开始走向破灭。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日暮途穷。 从那时候开始,中共已经没有办法再用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那么他们就试图用执政的有效性来代替合法性。也就是说,也不要争论“姓社姓资”了,干脆咱们摸着石头过河,大家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吧。中共力争给老百姓造成一个印象,就是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的经济腾飞,每年保持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才能早日走向小康。而且要让老百姓觉得今天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必须要保持“稳定”,这样在走向小康的路上才能少一些波折,走得更快一些。换句话说,它用经济发展来支持它的执政合法性,目前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被掩盖或被堂而皇之地解释为“发展中的问题”,都是“暂时的”,都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解决。然而一旦经济发展无法持续,失业人口会迅猛增加,其它那些被掩盖的社会危机也会一总爆发出来。 这里必须明确两个问题,首先中共所谓“每年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是外界无法核实的,完全来自这个全无信誉可言的政党自己的宣传机器,同时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资本外逃足以抵消这一经济增长。确实有一些人生活得到改善,但那却是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以掠夺弱势群体的财富,扩大贫富差距实现的。 另外,这种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要远远大于收益。目前中国森林锐减、西北地区沙漠化、华北平原水资源奇缺、淮河污染、黄河断流、长江大洪水、湖泊面积减少等等都是中共为发展经济付出的生态成本。假如说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十万亿元人民币,可是却付出三十万亿元的生态成本,谁还会为这样的“经济成就”欢呼雀跃呢? 这里仅仅举水资源为例。为降低生产成本,工厂采取对环境污染放任自流的态度。中国年污水排放量达600亿立方米,为了省钱,其中有超过80%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本来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就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现在加上水污染严重,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荒。中国九大水系――珠江、闽江、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和松花江水系全部污染,甚至成为毒河。 地表水的缺乏使中国人不得不超量开采地下水,以华北平原为例,整个华北平原的地表一直在陷落,七十年代抽取地下水的机井只要打二十米深,现在要打到二百米深井。人人都知道北京的夏天地表温度四五十度的时候,自来水龙头里流出的水却冰冷刺骨,可见地下水的水位之低已经无法和地表形成热交换。 我引用一段新生网2001年9月14日的一篇报道:“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和地表水源的污染,而工农业用水又逐年剧增,向地下榨取水源已成为唯一的选择,密密麻麻的机井亦成了华北平原的一大景观。这一杀鸡取卵的行为,造成两大恶性循环。第一,深层地下水被抽取后,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渗入,大约需要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第二,地下水为各土壤层的张力填充,它被抽取后,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东西来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将来环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净洁的水源,但也根本无法将已经鹊巢鸠占的污水咸水排挤出去。所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悲剧。” 如果华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紧接着就是此处寸草不生,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沙漠化,几亿人口将面临着无家可归、无粮可吃的绝境。华东平原现在也正在步华北的后尘。不幸的是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残酷现实。丝绸之路上楼兰古国的覆灭不就是沙漠化的结果吗? 水资源仅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森林、草原、矿产等许多资源都在中共为发展经济涸泽而渔的政策下被盗被抢。同时由于社会道德沦丧,国有财产产权不明确,大家都抱着我不污染别人也会污染、我不拿别人也会拿、我不偷别人也会偷的态度对待自然资源,使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本来已经万分巨大的国家陷入生态资源的全面崩溃中。 可怕的是,中共在自己制造了这场生态大灾难后,却害怕老百姓一旦知道了真相后引起恐慌和社会动荡,不敢关停污染企业以暂时阻止生态继续恶化,也拿不出钱来进行治理,因为这都会让其经济发展陷于停顿和倒退。中共官员们可能发现,做为经济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的国家,不对污染进行处理是“最好”的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办法(中共一直想办法拒绝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提高出口竞争力吧。)。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仍然在继续糟蹋环境。等到中共垮台以后,下一届政府可能会发现治理生态的成本高得让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而巨大的人口压力又只能通过继续榨取自然资源维持社会运转,这种恶性循环会让整个中国陷入更大的生态灾难之中。 搞体育和搞经济的可能都知道,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动作才有意义。比如买卖股票,如果晚上几分钟,可能就是发财和破产的区别。西方国家经常抱着希望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民主和法制的天真想法,然而他们却不会料到,也许还没等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就会因为生态崩溃而给全球造成以十亿计的难民。到时候,哪一个国家还会幸免于难呢?(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28/61327.html (863)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一)

[作者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歷史上歷经劫难而唯一倖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歷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歷史上欠下的纍纍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导言 2001年9月,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博士章家敦先生出版了展望大陆在加入世贸后之政局的书,他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得出结论——《中国即将崩溃》。在章博士出版这本书的前一年,中国作家郑义也出版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 从两位学者的书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在表面繁荣下潜藏的巨大危机。经济基础和生态底座的坍塌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坍塌,也就是政权的解体。实际上,中共通过几十年谎言和暴力治国,不仅把国民经济和生态推到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文化体系和道德体系也被推到了岌岌可危的状态。 歷朝歷代走到君王无道、民不聊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次社会的大动乱,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要重新洗牌、整合,改朝换代,江山易主。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的如春秋战国时期经歷了上下500年。不过歷次动盪之后,只要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新王朝就立即可以开创一个盛世,从「文景之治」到「贞观之治」莫不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民族精神不死,自然资源仍在。 然而今天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除了执政者之腐败堕落、普通百姓之走投无路一如过去的王朝末世,更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歷史上歷经劫难而唯一倖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歷史。 可以说,中共通过它五十几年血腥统治和专制独裁,制造了一座足以摧毁这个民族,甚至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活火山。目前这座火山完全是因为中共的暴力镇压和舆论压制才没有喷发出来。然而这种镇压却似饮鸩止渴。最后的爆发,尤其是生态崩溃引发的灾难,既使是圣人出世也回天无力。同时中共自己也看到了,如果它稍微放松一点镇压,还没有等它从火山口全身而退,那石破天惊的岩浆喷发就会在瞬间把它烧为灰烬,因为它是这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 所以,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歷史上欠下的纍纍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 本文愿意从民族、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大众心理等各个层面探讨中共继续其高压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找到病症方可对症下药。有很多知识分子也从不同的角度预见到了这种灾难性前景,他们出于深重的使命感而积极为中国的困境寻找出路,但是这些出路却因为中共出于「被清算」前景的担忧,无法自上而下地配合而搁浅。 《世界经济导报》的前编辑张伟国先生曾经形象地形容中共的「反腐败」斗争,称之为不反腐败是「等死」,而认真反腐败则是「找死」。如果把这句话稍作变动的话也仍然成立。虽然一些知识分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继续努力寻找出路,另一方面,中共却因为不想「找死」而处在一种无所作为的「等死」状态。但最可悲的是,我们的民族似乎无论如何也会被中共拉去垫背。 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我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一、兵荒马乱 不仅仅是中国人,就连西方政府和中国问题专家都害怕中共垮台后,会在中国出现内战、饥荒和难民潮。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冲击势必要波及所有国家。 纵观中国的歷史就会看到,歷次改朝换代都会有一段「兵争天下」的时间。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是五百年春秋战国之乱,然后统一于秦;秦末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楚汉相争,打了六年,然后统一于汉;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到五胡乱华、东晋偏安、南北朝对峙,中间经过了四百年的战乱,统一于隋;隋末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被李世民扫灭,前后歷时大约十年,统一于唐;唐末黄巢起义,经过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国战乱,统一于宋;宋朝一直受到外族入侵,统一于元;元末红巾军起义,至朱元璋统一经过了十六年;明末从张献忠起义,到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经过了十四年战争,随后清兵入关;清末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体,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至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统一全国,中间也经歷了十七年的时间。 老子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战争会带来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由于饥荒和杀戮造成的人口减少。一般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才能安顿流民、恢復生产和社会秩序。 这种必然发生的兵荒马乱,其表面原因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个血统继承的「家天下」社会,因此在体制外不存在天然的继承人。当一个皇帝的荒淫残暴背叛了「天道」的时候,造反的起义军就变成了「替天行道」。虽然如此,皇帝下台后的权力真空到底由谁来填补,各路反王哪个人奉天承运,这个就需要靠实力说话了。 中共在建政后,其独裁程度远远甚于中国歷史上的一切封建王朝,也从来没有给过百姓真正的民主,同时用无神论砸碎了「君权神授」的传统概念。对于民间控制之严厉使得在中共体制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更没有一个人具有统一全国的军事威慑力,很难想像中共现行体制内那些手握重兵的人不会抱着和袁世凯一样的野心成为新的独裁者,或者成为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那样的大军阀。当SARS爆发之后,尚且有许多村庄挖断公路,划村而治,当中共彻底失去镇压能力后,怎能保证民国初年各省通电独立的故事不会重演? 更为严重的是,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或者辛亥革命后的农业经济了,各省无法自给自足,而发展工业的资源当地又不齐全。尤其在中共对环境毫无顾忌地污染和糟蹋之后,中国的生态体系正面临全面崩溃,争夺自然资源、包括饮用水这样最基本生存资源的战争就可能会在各省之间展开。而武器的发展,又早已跨越了冷兵器时代,进入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和原子武器时代。即使不用这些武器,常规武器的杀伤力又岂是过去的大刀长矛所能相比? 中国现在承载着巨大的人口和环境压力。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下进行生产,才可以勉强维持民众的生活和基本物资的供给。如果社会出现剧烈动盪,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遭到破坏,那么中国陷入大饥荒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国际社会需要拿出多少粮食才能填饱几亿张飢饿的嘴?拿出多少钱来才能遏制中国的难民潮?花费怎样的政治努力才能让中国的各方力量坐下来谈判?这些对于所有地球人来说可能都是一场劫难。 这是第一个看上去无解,但是却并非绝对没有出路的难题。 二、民族分裂 在中共垮台后,民族问题会立即浮出水面,成为新一届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一直在争取新疆独立的维吾尔人可能会趁机建立自己的国家,西藏和台湾问题也都会浮出水面。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旦垮台,有两种趋势耐人寻味。一个是苏联分裂为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分裂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以及马其顿共五个国家;与此相反,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却在1990年宣佈统一。我们分开来看看这两种趋势背后的原因。 国家之所以分裂和统一,与民族问题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信仰、风俗、歷史、生活习惯,甚至地域,当然希望按照本民族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生活,由本民族的人进行管理。在前共产党国家,一方面共产党试图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去替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信仰(精神手段);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收买和暴力镇压(物质手段)来对付民族分裂。然而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暴力镇压的力度一旦减弱,曾经因为暴力积累的仇恨就会爆发出来,至少不同的民族都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如全民公决等脱离曾经统治他们的外族人。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专制造成的民族问题往往被专制镇压掩盖,等到民主转型时爆发。」 中共在宣传自己的民族政策时,经常标榜自己给少数民族拨了多少款,多大幅度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了经济,实际上,民族问题跟经济问题并不绝对相关。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虽然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同属于斯拉夫人,但是歷史上斯洛伐克民族长期为匈牙利人征服,经济比较落后;而捷克民族更靠近日耳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开始工业化,经济比较发达。斯洛伐克却并不想绑在捷克这个富裕的兄弟身上,不顾失业率大幅上扬,外来投资大量减少,毅然与捷克分道扬镳。 很多人会说,中国与这些国家都不相同,因为中国文化中歷来有「大一统」的意识,所以在5000年的歷史中,中国经过了无数次的战乱和分裂,但「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点到了问题的关键。 一个国家要统一就必须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这几乎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歷史上曾经有不少英雄横空出世,如波斯王大流士、罗马的凯撒大帝、马其顿国王亚歷山大等,都曾经建立过横跨亚州、欧洲和非洲的庞大帝国。蒙古人崛起大漠的时候,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但这些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几十年的时间就分崩离析,而且破碎得没有办法再统一起来。究其原因,就是他们在当初创立帝国的时候,纯粹靠的是武力征服。 反观中国的歷史,中国对于其版图控制内的民族一直以文化征服为主。在秦朝以前的五帝三王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是最先进的,无论是农业、科技、历法还是礼仪。远方的人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需要经过几重翻译,但是前来朝拜的人仍然绵绵不绝。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这使得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可以轻易地传播到秦朝武力控制的所有地区。 中国文化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是道家文化占主导。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正统地位正式确立,即使是匈奴等少数民族也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姓氏都有使用汉姓的。实际上,中国人内向和含蓄的性格都来自于道家的清静和儒家的克己,这种修炼文化注定了这个民族在战争中,他的优势不在武力上,而在谋略上。但是,也正因为这种修炼精神决定了民族文化的道德起点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各个少数民族的认同。 由于汉人一直在体力上和少数民族相比佔劣势,从秦朝开始,大部分时间统治中国的实际上并不是汉人。秦朝本身属于「西戎」,就是少数民族;汉朝上下四百年属于汉人统治了,但是到西晋司马炎统一三国不到二十年后,就开始了长达一百三十多年少数民族入侵的「五胡乱华」时期。随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鲜卑人)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至隋文帝统一全国又经过了一百四十多年。隋唐这两个朝代都不是纯正的汉族血统,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娶的都是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因此隋唐的君主都有鲜卑人的血统,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是鲜卑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唐朝一直用少数民族军官如安禄山、哥舒翰等人做藩镇的节度使,也是佛教这样的外来宗教走入鼎盛的朝代)。宋朝时,西夏、辽和金佔据了全国将近一半的土地,也都是少数民族。元朝是蒙古人,清朝是女真人。算下来,中国歷史上倒有一半以上时间都是胡人做皇帝。 然而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化却一直在传承发展,「儒、释、道」作为信仰和文化的主流一直没有中断。中国文化是一个包容文化,无论是哪个少数民族入侵,都会被汉地文化所同化,而且汉地会把其他民族文化中最好的部分吸收进来。佛家思想进入汉地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元朝的时候喇嘛教、犹太教以及其他西方宗教开始流入汉地;基督教由明朝的礼部侍郎徐光启介绍给汉人,康熙大帝向汤若望学习历法、向白晋学习几何等也都是鲜明的例证。 正是这种先进文化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粘合剂,北魏、隋、唐、元、清被汉化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五胡乱华时一些国王使用汉姓,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治者也一直在依靠汉族士族,虚心学习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管理国家。昭君出塞、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西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郑和下西洋等也都是汉地向少数民族和国外输出文化的时候。因此,无论国家怎么分裂,最终还是这个文化认同感把中国各个民族统一到了一起。司马迁曾经以「重译款塞」来形容少数民族对汉地文化的崇拜。唐朝的时候,日本甚至不顾航海的巨大风险,不断向汉地派出「遣唐使」。蒙古、朝鲜、越南和大理自愿认中国为宗主国,都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地域是其物质的一方面,那么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有了共同文化做基础,统一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举例来说,从公元70年罗马总督提图斯在耶路撒冷屠城之后,犹太人开始散居世界各地,经过无数次的颠沛流离和屠杀后竟然于1948年復国,在特拉维夫开始重建以色列国。东德的共产党垮台以后,东、西德的统一障碍就被清除,共同的文化又使分裂了四十多年的日耳曼民族走向了统一。 反观中国,中共在执政大陆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恰恰在以摧毁中华文化为己任,这就等于在摧毁民族统一最坚实的基础。说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外来学说。它的无神论和中国传统的以人体修炼为核心的文化必然存在冲突。问题是虽然中国文化可以包容无神论,做为共产党来说,他们却绝不敢允许在其学说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意识形态。 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歷时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现在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享乐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的个人独裁国家。「马列主义」成了上个世纪造成几千万人头落地的最大谎言。那些中共高官们在夺权的第一天起对此就心知肚明。真理是不怕探讨和争论的,只有谎言才害怕,因此中共为确立「马列洋教」的统治地位,从上台伊始就把所有的舆论工具抓在手里,用暴力来保护谎言,对全民洗脑。 用中国传统的有神论价值观,和「儒、释、道」信仰衡量中共的所作所为会看出其一系列说法的虚伪,一系列做法的反人性和反人类。这就会危及到中共赖以生存的谎言基础。中共的做法是宁可让人没有信仰,也不能让人信仰「马列主义」以外的东西。所以,他们视传统文化为一大威胁,而且破坏起来极其疯狂,用以表达这种破坏欲和指导破坏行动的词也都是「捣毁」、「横扫」和「砸烂」之类。虽然这在短期内帮助他们巩固了统治,却给中华民族的分裂种下了最致命的祸根。且莫说,少数民族是否对中共「党文化」有认同感,即使是汉人又有多少人欣赏「党文化」,并因此产生民族归属感呢?(待续)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3/11/27/n419428.htm (743)

章天亮: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与超越

孟子说:「生命,也是我想要的;正义,也是我想要的。如果生命和正义不能够同时得到,只好牺牲生命来保住正义。(原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义者也。)」读圣贤之书,懂得「捨生取义」的道理是中华民族传统中最重要的一部份,中国古代也因此出现过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左传》上记载,齐国的大臣崔杼杀了淫乱无道的齐庄公,齐国太史伯秉笔直书说:「崔杼弒其君」。崔杼大怒,杀掉了太史伯,然后命其二弟太史仲记载这件事。太史仲毫不犹豫,写下的仍然是这五个字「崔杼弒其君」,於是也被杀掉。三弟太史叔继承兄长遗志,再次写下「崔杼弒其君」,又被崔杼所杀。太史伯最小的弟弟太史季与三个哥哥一样视死如归,仍旧写「崔杼弒其君」,并对崔杼说:「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崔杼被其正气所震慑,放弃了歪曲歷史的想法。当太史季出门时,看到另一位史官南史氏手持竹简而来,便问他来此何干?南史氏说:「我担心你也被崔杼杀掉,无人记录史实。」说罢将手裡的竹简给太史季看,上面也是如实记载著「崔杼弒其君」。 这样的故事,在现代许多人看来简直如天方夜谭一般,仅仅为了一句真话,这些史官竟然如此前赴后继,大义凛然。其实对於敬天敬神的中华民族来说,人们都相信这种「道义为之根」的凛然正气是天地、日月、山河乃至民族的命脉根本。故文天祥有正气歌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从在胡地玄冰中为守臣节而牧马十九年的苏武,到安史之乱中以身殉国的雎阳太守张巡;从精忠报国却在风波亭遇难的岳飞父子,到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从弹劾阉党而被捕下狱受尽酷刑的左光斗,到为变法图强而喋血菜市口的谭嗣同,这些人只要放弃他们心中的道义,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但是他们却没有选择苟且偷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华民族的精神就在这种薪火相传的道德正气涵养下得以延续了五千年。 中共政权的建立,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经歷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五七年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窒息了五十多万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浅尝辄止的古文教育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焚燬古代典籍和砸烂歷史文物的浩劫,使人们长期接触不到也读不懂老祖宗那苦口婆心的谆谆劝善之言;日復一日的无神论宣传让人拋弃一切道德顾忌;横流的物欲诱惑人为了一己之私而「无法无天」。除此之外,中共任意篡改歪曲歷史,美化暴政和暴君,用无处不在的暴力机器禁止人们有自己的信仰和思想。 於是我们渐渐遗忘了做人的道德底线,遗忘了「捨生取义」的民族精神;我们渐渐学会了自我麻痺和忍辱偷安,学会了事不关己、高高掛起,学会了不吃眼前亏,也学会了浮夸、腐败、曲意逢迎和一切唯领导马首是瞻;认同了善恶标準可以被暴力随意扭曲,因此根本无善恶可言。释迦牟尼佛大弟子舍利弗曾感叹道「堕落容易超升难!」孟子说:「如果人们最想要的就是生命,那麼只要保全性命,什麼手段不会被採用呢?如果人们最厌恶死亡,那麼只要能避开死亡,什麼手段不会被採用呢?」五千年传承不灭的精神香火啊,到了我们的手中,已是风雨飘摇! 法轮功的出现无疑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仅仅简单的三个字「真善忍」,涵盖了民族精神中的精华。习惯了口不对心的政治表态的人们学会了说真话,习惯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们学会了善待他人,习惯於「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人们学会了宽容忍耐。对於佛道神的正信,让人开明智慧,胸怀高远。这一切不仅仅表现在修炼者身体健康的改善上,更开啟了我们心底都存在和渴望的善念良知,社会的风气乃至民族的精神也重新获得了净化和昇华。人们如获至宝,奔走相告,修炼者的人数呈指数性增长。 1999年4月25日的「万人大上访」是法轮功修炼者风貌的一次大检阅。这些修炼者中的许多人都知道面对的是一个什麼样的政党,但是他们还是胸怀坦荡地来了,来和政府澄清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们是那麼从容,那麼耐心,既没有标语,也没有口号,没有喧哗,也不阻塞交通,平心静气地等待与中央信访办领导对话。 三个月后,那个对拥有上亿信眾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妒忌得发狂的小人终於公开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海外媒体曝光出来的镇压手段让一切良知尚存的人不忍卒读。数千人被折磨致死,数千人被关进精神病院,数十万人被关进劳改营,无数家庭妻离子散。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这场集古今中外造谣、洗脑、酷刑、株连、虐杀和精神摧残手段之大全的镇压,却未能阻止法轮功学员挺身而出讲清真相的脚步,他们所承担的肉体和精神痛苦、以及背后深刻的原因和巨大的责任岂是「捨生取义」这四个字所能了得?! 如今将近四年的时间已经过去,面对整部国家机器的全力镇压,法轮功学员作为一个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整体,仍然顶天立地,傲霜迎雪。更难得的是,他们没有诉诸暴力,甚至没有慷慨激烈、骂贼而死的行为,一直秉持著和平和理性,心平气和地讲述真相。这来自全社会千百万弟子前无古人的浩然正气,这难道不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全面回归和超越吗?(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3/11/21/n415305.htm (703)

章天亮:自然法、人权与“恶法非法”

【大纪元11月21日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法典镌刻在一块高2.5米的黑色玄武岩上,中部为282条法令全文,而在上部则是坐着的司法之神向站着的汉谟拉比国王亲授法律的雕像。这幅举世闻名的雕像传递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是:神为了维护人间正义与公平,才将法律传授给人。无独有偶,西方的《圣经》有着类似的记载。《旧约全书》中的《出埃及记》说耶和华在西乃山给摩西传十戒,同时耶和华告诉摩西说对待杀人的人应该怎样处理,对待偷盗的人应该怎样处理,“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等。这都说明最早的法律来自神的意旨。 随着人类日渐远离神,也远离了神规定的做人准则,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与欺骗的事件越来越多,同时由于因缘关系的影响,这些事件也日趋复杂。此时,人就不得不自己制定一些尽量确保社会公平和维持人间正义的规则,这就是人定法,或曰实在法。在西方的法律思想史上,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延续下来有关人定法的一条重要准则,即它必须遵守普世承认的道德规范。这条准则是形而上的,因为对于“正义”、“公平”和“道德”的定义,归根到底只有神才有解释权(用法轮大法的观点看就是“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西方文明的创始人之一亚里士多德把这种体现正义、理性和自然规律的准则称为“自然法”。 按照“自然法”的观点来看,“人定法”与“自然法”的关系是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关系,如果人类制定的法律有悖于自然法的精神,就成了 “恶法”,因而不具备合法性,即“恶法非法”。比如说,神在给人造就思考能力同时,就赋予了人信仰的自由。如果一个政府制定了一个剥夺信仰自由的法律,则该法律本身就不合法。对于这样的恶法,民众是有权利不遵守的。 中世纪以后,“天赋人权”的概念也逐渐成为“自然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障人权也就成了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这一观点历经几百年的传承发展,现在已经成了民主国家的共识。开篇即提及“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的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独立宣言》的这种原则在中国古代朝代更迭中也屡有体现。当一个皇帝骄奢淫逸、草菅人命、置黎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的时候,他等于在剥夺自然法赋予他人的生存权和其他权利。因此,会直接引发黎民揭竿而起的后果,此时,这种本来被视为“谋大逆”的死罪就变成了“替天行道”,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都是典型的例证。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当“人定法”与“自然法”冲突的时候,也是以“自然法”为准的。放之于现代社会,如果一个政府赤裸裸地制定践踏人权的法律,那么它等于是在自己剥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虽然法轮功学员不会对任何政治和政权感兴趣,因为他们是修炼人,但一个社会到了必须改朝换代的时候,世上总会有人被逼得站出来替天行道,这是历史的规律。 中共当局虽然在一直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但是他们却把法律定义为 “由立法机关制定,由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如果把这个定义翻译得更直白一些,那就是在中共眼里,法律就是强权政治,毫无正义性可言。出于无神论本性使然,中共在给人民洗脑的过程中刻意掩盖了西方法律体系的精髓──即“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和人权高于主权”等自然法精神。他们制定的许多法律直接与自然法抵触。最突出的一个例证就是作为国家主席的江XX强制推行恶法禁止人们信仰法轮功,并以绑架、关押、虐待、酷刑、虐杀和洗脑为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和精神迫害,同时剥夺了法轮功信仰者的一切辩护和上诉权利。这一系列为禁止法轮功而量身订做的法律法规直接剥夺了修炼者的生存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人类尊严这些天赋人权,也背弃了“社会契约”中规定的一个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因此,无论江氏集团以何种法律法规为其残暴镇压做借口,这些借口都是不能成立的。 恰恰相反,法轮功学员对于这些法律法规的不服从是基于他们的良知和道德考量,并直接体现了“自然法”的另一个精神,称为“公民抗命”。同时,法轮功学员在“公民抗命”的过程中又完全秉持着和平和非暴力原则。这样一个牵连上亿人,跨越国家、种族、性别、肤色、社会阶层和信仰背景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其规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史无前例的,同时法轮功学员在一个重重新闻铁幕封锁的背后,为坚持信仰也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血的代价。 面对中共的残暴恶法,法轮功学员无论是游行、请愿、打标语横幅、集会、串连,还是和平抗议、散发真相资料,乃至电视插播都是需要巨大道德勇气的伟大行为。最后,我想引用评论家胡平先生的一句话,“在基本人权遭到剥夺的地方,一切旨在争取基本人权的抗争都是合法的。合什么法?合自然法。”(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网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20/44856.html (735)

章天亮:历史的抉择——二战反思录

1939年9月1日拂晓,希特勒出动1500多架飞机和总计56个师的陆军兵力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场人类歷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歷时六年之久,世界各国的人口伤亡达9000万人以上,财產损失四万亿美元。虽然战争最终以轴心国的彻底覆灭而告终,但是它给人类带来的痛苦、磨难与沉重的心灵创伤却永远无法弥补。回首这段歷史,我们不禁要问,这场战争真的无法避免吗?民主国家为什麼会养虎遗患,坐视德国、义大利和日本培植羽翼,直到他们发起对民主国家的致命打击? 1951年,作为二战期间同盟国的决策人之一,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出版了他歷时六年完成的歷史巨著《二战回忆录》。在书的开头,他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是很容易避免的;善良的软弱强化了邪恶的刻毒。」 谁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苏联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签署的《慕尼黑协定》,看一看在战争爆发前一星期苏联与德国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随后的一系列经济合作协定;当我们认真地审视一下当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应;以及在战争爆发初期,苏联对波兰的趁火打劫和对德国的大量军用物资支援,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对邪恶进行默许和包庇,并指望它有朝一日良心发现、放下屠刀的想法实在太过天真;为了利益而与邪恶同流合污无异於与狼共舞,这样的国家随时都会遭受邪恶致命的一击。 一、姑息与纵容 1934 年8月19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元首,一个多月以后他即下令建立空军并扩充陆军和海军,战争準备已经初露端倪。1935年3月德国公佈《国防军法》,实行普遍兵役制,开始公开重整军备,同时德国宣佈他们的空中力量已经与英国相当。一年以后,希特勒撕毁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进兵德法边境的莱茵兰非军事区。 这是一个大胆的冒险行动,希特勒当时的军事实力远远低於法国,即使没有英国的支援,法国单枪匹马也有足够的力量把德国逐出莱茵兰,同时会对希特勒的狂妄给予致命的打击,甚至会使他对德国的统治都无法维繫。然而,英法两国却在这时选择了姑息养奸。出於对可能会引起战争的恐惧,他们给自己找了个藉口「希特勒只不过是把军队开进了自家的后花园」。这种软弱的退却使得希特勒在德国最高权力阶层中的声望和权威大大提高。 1938年3月,德国吞併了奥地利,并开始积极为佔领捷克斯洛伐克做準备。 捷克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境内有300万日尔曼人,绝大多数都生活在捷克西北部与德国接壤的苏台德地区。希特勒唆使当地的纳粹党羽提出「苏台德区自治」要求,接著又提出与德合併。捷克总统贝奈斯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50万捷克人在欧洲最坚固的防线后武装待命,然而此时本应该站出来主持正义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却选择了「绥靖政策」,不惜任何代价去维持所谓的「和平」。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在拒绝捷克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及其与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同时协定规定捷克的其餘地区则由英、法、德、意四国保证不再受侵犯。希特勒说苏台德地区的问题一旦解决之后,不管捷克发生什麼事情,他都不会再感兴趣了。「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英国与法国的领导人轻信了他的话,幼稚地相信了狼从此会变成一个素食动物。 在慕尼黑协定签署几个小时后,张伯伦在希特勒的公寓与希特勒举行了会晤,张伯伦拿出了他预先準备好的一个声明稿,宣佈「昨晚所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和英德海军协定是两国人民希望彼此之间不再发生战争的象徵」。希特勒读完这份声明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就签了字。张伯伦回到英国,在他下飞机时,他挥动著他让希特勒签过字的联合声明,并向前来欢迎的主要人物宣读。他在唐寧街官邸的窗口又挥动那张纸,说:「这是我国歷史上第二次将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唐寧街。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对邪恶的盲目信任造成了他的盲目乐观,正是这姑息妥协的一纸空文将整个世界捲入了战争的深渊。正如邱吉尔当时对张伯伦说的那样:「让你在战争与耻辱之间作一抉择,你选择了耻辱,而你将来还得进行战争。」 就在捷克开始走向解体的时候,波兰和匈牙利出来趁火打劫,波兰政府向捷克提出了以20小时为期限的最后通牒,要求捷克立即交出特申边区。匈牙利也向捷克提出了他们的要求。 《慕尼黑协定》实际上宣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死刑。捷克斯洛伐克不但丧失了1/5的领土、大约1/4的人口,而且捷克境内坚固的防御工事不復存在,其全部铁道、公路、电话和电讯系统都遭瓦解。不到半年之内,希特勒兵不血刃地佔领了布拉格。与此同时。暗中得到波兰支援的匈牙利军队也开进了他们所要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东部省份卢西尼亚。 捷克的沦陷不仅使得协约国丧失了他们的山地防线和可以牵制德国30个师兵力的捷克军队,而且将中欧第二大兵工厂– 捷克的斯科达兵工厂也让给了对方。这个兵工厂在1938年8月至1939年9月间的產量与同期英国各兵工厂的实际產量几乎相等。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终於发生了可怕的逆转。 二、乘人之危和与狼共舞 邱吉尔说「在德国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波兰人以其可耻的行径佔领了特申,可是,他们自己很快就得交付罚款了。」希特勒在佔领了捷克后很快就向波兰提出了领土要求,并在遭到波兰坚决抵制后,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闪电战是1939年9月1日发起的,波兰的军队立即开始了英勇的抵抗,但是无论从人数,佈防还是装备上,波兰都远远不是德军的对手,一周以后,波兰已经溃不成军。就在波兰全力对付从西面压过来的德国军队时,惯於乘人之危的史达林开始行动了!9月17日,俄军成批越过了几乎毫无防御的波兰东部边境,在广阔的前线阵地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挺进。18日,他们在佈雷斯特─利托夫斯克与他们的德国同伙会师。俄共在这个地方与希特勒握手言和。 早在战争正式爆发前,史达林经过反覆的利益权衡决定拋弃英国和法国,与希特勒签署了为期十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当捷克沦陷的时候,英法两国已经开始与德国怒目而视,现在希特勒又开始向波兰施加压力。史达林深知波兰根本无力抵抗德国的进攻,而波兰一旦受到侵略,英法两国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狡诈的史达林经过精打细算后,决定倒向德国,他认为德国与英法开战会两败俱伤,那时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同时德国在西线作战时,史达林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他的兵力从辽阔的国土上调集到东边的国境。 一个骯脏的条约就这样诞生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1939年9月签署的补充协定把波兰东半部和比萨拉比亚作为礼物划给莫斯科,这为史达林入侵波罗的海国家创造了条件。同时,在一个秘密协定中,德国声明它在政治上对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不感兴趣。因此在德国入侵波兰后两个月后,史达林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儘管芬兰官兵进行了浴血苦战,并给入侵苏军以沉重的打击,最终芬兰还是在1940年3月沦陷了。 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点燃了二战的导火索,希特勒知道史达林将集中精力对付波罗的海国家,而无暇顾及德国,在一周后他放心地发动了对波兰的入侵。这时,史达林还把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给希特勒,1938年苏联销售给德国33154吨石油,而在1940年又增加到 700000吨。1941年1月,苏德两国签署了6项大型合作协定。根据协定,苏联方面应在1942年8月前向德国出口6.2至6.4亿美元的战略物资。后经史达林亲自下令,向德国增加出口铜6000吨、镍1500吨、锡、钨、鉬各500吨。德国战争部经济处的头目托马斯将军后来在叙述德国战争经济时写道:「俄国人直到德国发起对他们的进攻前夕还在向我们运送物资。在最后几天裡还从远东用快车送来橡胶。」 史达林对德国的援助无疑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他认为德国不可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不列颠的空战使德军泥足深陷,史达林虽然接到了许多有关德国将入侵苏联的情报,但是他最终仍不相信希特勒真的这麼快就会来和他决一死战。 当时,西线的情形是,希特勒不可能越过英吉利海峡。他缺乏海上和空中优势。而英国正源源不断地得到美国越来越多的供给品和直接合作。如果希特勒不能打垮英国,他就必须打垮苏联,否则,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就可能冒两线作战的危险。 30 年代,史达林在肃反运动中共枪毙1200万人: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寧已死及史达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三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三个,全部二级集团军司令十个人全部枪毙,85个军长中毙了57个,195名师长中毙了110个;仅1937与1938两年共枪决红军军官三万五千名。这一切使苏联军队中的精锐几乎丧?p尽。同时,史达林与德国签订的条约,以及1939年到1940年苏联军队在对芬兰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低劣素质,给希特勒造成了一种苏联并不强大的印象。这促使希特勒明确决定放弃攻打英国,而把枪口指向苏联。德国外交部长李宾特洛甫告诉义大利外长齐亚诺,如果他能「在8个星期之内」击败苏联,那时,他就能在毫无后顾之忧,并拥有苏联的粮食、石油、金属、机器和由他来驱使的人力的情况下,再次攻打英国。 邪恶者并非一贯聪明,独裁者也不会总是正确。史达林的精心筹谋恰好使他误入歧途,害了自己。只过了22个月,到1941年6月22日,史达林以及苏俄上百万的生命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邱吉尔说「如果一个政府毫无道德顾忌,那麼它似乎总是佔大便宜,为所欲为。但是,『每天结束时都得算总账;末日来临时更要算总账。』」 三、正邪之间没有中立 在此,我们有必要讲一讲法国是如何沦陷的。眾所周知,法国在与德国交界的边境上修筑了一条长度将近400公里的「马其诺防线」,其坚固的程度足以抵御坦克和重型火炮的进攻。当时,英国和法国的估计是,如果希特勒进攻法国,绕过瑞士入侵法国和直接突破德法边境上的马其诺防线正面进攻,这两套方案在实施上都有困难,而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佔领荷兰和比利时,从法国北面绕过防线。 这时,比利时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邱吉尔在《二战回忆录》中说「1940年1月10日,德国第七空军师的1名少校参谋奉命携带若干文件前往科隆的总司令部。由於错过了火车,他决定飞行。但他的飞机飞过了目的地,在比利时境内被迫降落。比利时部队将他逮捕,没收了他的文件。这些文件包括希特勒所决定的侵略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全部计划。」如果比利时愿意,英法两国是可以派出军队帮助它进行防守的。但是比利时却在如此生死攸关的时刻採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一厢情愿地认为希特勒可能会因为它保持「中立」而放过它。德军的飞机坦克证明了比利时这种想法的幼稚,1940年5月9日到10日的夜间,以大规模空袭飞机场、交通线、指挥中心和军火库为前奏,在没有丝毫藉口或警告的情况下,德军又向荷兰和比利时发动了闪电战。5月28日比利时向德国投降。德军很快就在比利时与法国交界的色当撕开了法军的防御线迅速南下,绕到马其诺防线的背后,6月14日德军佔领了巴黎。 四、历史转折的关头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二战中不成为主流的歷史进程,并非要为希特勒开脱罪责,然而英法两国从一开始对纳粹採取的绥靖政策,以及苏共与纳粹的沆瀣一气无疑成了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必要条件。而这些国家一直等到大祸临头的时候才完全清醒过来,可是为时已晚,他们曾经佔有的巨大军事优势在姑息、妥协和同流合污中迅速瓦解,面对他们的是强大的敌人和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纵容邪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在战争的一开始就付诸东流。邱吉尔说:「如果你在无需流血就能轻易获胜的时候不愿为正义而战,如果你在稳操胜券不必花太大代价的时候不愿战斗,那麼有一天你就只好在极不利的形势下、在只有一线希望的时候被迫战斗。甚至还可能有更糟糕的情况。你可能会在毫无取胜希望的时候不得不奋起战斗,因为战死沙场总比活著当奴隶强。」 二战爆发后,时间又走过了整整60 年,硝烟早已散尽,炸弹呼啸爆炸之声恍如隔世,无数的战争遗跡归於尘土。就在世人醉心於和平的环境中歌舞昇平的时候,一场针对全世界所有善良人的道德战争已经悄然开始。这场战争的最险恶之处正在於表面上没有硝烟的平静,人被汹涌的暗潮带到深不可测的巨大危险之中却浑然不觉,心灵的抉择成了生存还是毁灭的考验! 是危言耸听吗? 2400年前,古希腊文明的奠基人柏拉图在其著作《对话录》中记载说,在他之前9000年的大西洋中有一块具有高度文明的大陆,他们的文明被称为亚特兰蒂斯文明。柏拉图描写道「地中海西方遥远的大西洋上,有一个令人惊奇的大陆。它被无数黄金与白银装饰著,出產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它有设备完善的港埠及船隻,还有能够载人飞翔的物体。它的势力远及非洲大陆。」 后来的亚特兰蒂斯人日趋堕落,「他们利慾熏心,只知争权夺利」,天神宙斯决定惩罚他们,就「召集诸神来到自己的神殿内,……诸神齐集於神殿后,他说──」 柏拉图的记载到此嘎然而止,宙斯到底说了些什麼,没有人能够知道。但亚特兰蒂斯的下场却人所共知「伴随著猛烈的地震和大洪水,一昼夜之间,亚特兰蒂斯就此沉入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