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December 2011

章天亮:革命随想

近来“革命”成为网络上热门讨论的话题。这是个复杂而沉重的问题,这里只能将个人观点略述一二。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不喜欢搞乱社会,革命常常是逼出来的。不烧掉大军的草料场,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上梁山。只有共产党革命是个例外,那是苏俄花钱出人买枪强加给中国的,而且这里也有很大的逼迫成分,只不过不是被生活或社会环境逼迫,而是被共产党用枪逼迫人们跟着它走而已。 如果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两个共同的现象。第一,“革命”通常是偶然事件触发,不期而至。第二、最开始出来革命的人基本都在革命开始不久就被无情淘汰,最后得到天下的人都是些后起之秀。 历史没有假设,但仍不妨碍我们做一些推理。如果当时不是天降大雨,造成陈胜吴广误了行期,恐怕也就没有了那场起义。陈胜吴广的起义应该说是缺乏准备的,理论上只有一句话:“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由于二世的倒行逆施,大秦帝国已是遍地干柴,起义烽火才迅速席卷中国。 然而在另一方面,陈胜吴广的起义只是这场戏剧的序幕,项羽和刘邦才是正角。刘邦在得到天下之后,曾经总结自己的胜利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 换句话说,造反的领袖在最初造反的时候,是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乏人才准备的。他们通常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生计而造反,这是历代农民起义最开始的一个通病。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在生计艰难的情况下,造反领袖无暇做理论思考,更无钱招徕人才,他们与社会的文化精英是隔绝的。 陈胜吴广起义,刘邦坐了天下;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曹操、刘备、孙权坐了天下;隋朝末年瓦岗军、窦建德、杜伏威造反,高祖李渊坐了天下;唐朝末年黄巢造反,经过53年乱局,赵匡胤坐了天下;元末刘福通、徐寿辉起义,朱元璋坐了天下。宋朝和明朝都是亡于外族,不在讨论之列。 那么今天中国的革命条件是否成熟?我们看到,各地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几万人的抗暴大潮每年都会发生好几次,但是这些抗暴潮为什么能够被中共平息呢?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抗暴活动,仅属于经济领域的“维权活动”,即维护自己的经济权利,比如抵抗征地、抵抗建立污染企业、抵抗难以承担的税收等等,或者是针对某一类似“我爸是李刚”的基层官员。用中共官场普遍的共识来说——能够用钱摆平的事,都不是大事。我相信中共的头头们会对这种大规模的抗暴心存畏惧,但绝不是最恐惧的,只要拿出钱来满足百姓的要求,或者把基层官员当作替罪羊抛出,那么这些风潮就过去了,而且中共还可以秋后算账。 当然也有人说,每个维权运动的胜利就是中共的后退,其累积效应会导致民主、自由、法制的到来。这种想法或许过于乐观。中共让步的前提是要能够维护住一党独裁。如果让步会造成该邪教体制的崩溃,那么这些犯下巨额贪污、杀人、酷刑、反人类罪的中共首脑们就会被清算。此时他们出于自保和恐惧,也会选择孤注一掷、拼死抵抗的。那时也许只能看军队的态度、或者说抗暴者的运气了。 目前,由于这种维权运动的目标过于具体,只是局限在一时、一地、一事,因此无法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呼应共鸣的效应。因此运动或者说抗暴的宗旨和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就象朱元璋在北伐蒙元政权时提出的口号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一样,“维权”运动如果能够把结束中共一党专政这个中国的万恶之源作为口号和目标,那么才有可能在中国掀起一场革命。 然而我们看到中国现状是:第一、还有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认为中共的基层是腐败的,但是中央能够解决问题(当然这也许是一种斗争策略,但客观上等于认可了中共的统治权威);第二、如果以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为目标,会遭致中共最为残酷的镇压,因此需要想办法让军队和武警保持中立,这需要大量的组织工作,而这种工作在中共特务遍地的情况下极难展开;第三、即使是代价最小的革命,也仍然是要付出代价的,需要一批理想主义者,能够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去推动这样的革命;第四、维权抗暴仍属草根阶层,缺乏人才的发掘与协调运作。 我不认为“革命”就一定意味着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如果这样,在当今武器杀伤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败的一方固然惨败,胜利的一方也会沾染巨大的血债。所以理想的“革命”应该是“天鹅绒革命”,或者就是我一直念念在口的“和平转型”。 上面所提及的中国四点现状其实可以通过“传九评、促三退”来解决。第一、只有广传《九评共产党》并深入理解“九评”,才能放弃对中共的幻想。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敢否定中共,我们还指望中共自我否定吗?第二、将“九评”通过网络传入军队和武警,使军人主动唾弃中共这个邪教。第三、大陆许多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为传播“九评”已经付出了相当多的代价,但仍坚持不懈(这里仍需强调,法轮功学员的出发点之一是结束中共对这群和平民众最残酷的国家犯罪,并无政治目的,但客观上已成为解体中共的中坚力量)。第四、“九评”已经产生了超过一亿人退出中共的效应,这里自然不乏人才和社会精英的聚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九评”是从道德的高度来认识和解体中共,能够认可“九评”的人是有道德感的人。这样也就为“革命”(实为“和平转型”)后的中国打下了一个道德的基础。在此之上生长出来的政治生态,自然具备了道德要素,也是避免中国重蹈共产邪教的文化与政治覆辙的基础。 在2006年2月14日,我曾针对当时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绝食维权”运动在《大纪元时报》发表过“对绝食维权运动的四个预言”一文。其结尾处提出的观点,我想再次重复“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并告诉民众:中共才是万恶之源,只要这个邪教还存在一天,我们民族的灾难就会延续下去,我们的人权和其它权利也不可能得到保障。这次(绝食)维权运动需要向广度发展:告诉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这一运动;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必须向深度上发展:传九评、促三退,帮助中国人摆脱共产邪教,重获新生。(绝食)维权运动如果能与「九评」「退党」有效结合,则会将其性质从弱者向强者的抗议,升华为正义对邪恶的宣判。” (498)

章天亮:金正日之死与“后金正日 ”时代

深夜回家,打开电脑,看到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北韩的独裁者金正日死了。庆幸一个人的死亡通常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金正日的死,确实值得全世界人的庆祝,就象当年意大利人庆祝墨索里尼的死,或者世界各国庆祝希特勒的死一样。金正日无疑是世界上最“名列前茅”的邪恶独裁者之一。按照星岛环球网的报道,估计自他1994年统治北韩以来,已造成朝鲜350万人活活饿死,而朝鲜的人口一共才两千多万。在和平时期,令国内超过15%的人饿死,无疑是反人类罪行。最令人发指的是,在国内饿殍遍野之时,金正日穷奢极欲。据法新社的报道,一名在二00一年以前服侍北韩独裁者金正日长达十三年的日本料理师傅,化名藤本健司出书曝光了金正日荒淫无耻的生活。他派厨师“到伊朗和乌兹别克购买鱼子酱、到中国购买西瓜和葡萄、到泰国和马来西亚购买榴连和木瓜、到前捷克斯洛伐克购买啤酒、到丹麦购买猪肉,以及到日本购买鲔鱼和其他鱼类。因连年水患和乾旱,作物歉收,饿殍遍野,但金正日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餐桌上摆满了从存放一万瓶各式美酒的酒窖里精心挑选出来的美酒。”在国内,金正日使百姓一边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一方面还要让百姓给他大唱赞歌。在国际上,他积极充当中共“马仔”,使出无赖诈术扰乱国际秩序,爆炸核武器,勒索国际社会的粮食援助;又在国内推行“三代世袭”,以避免掘墓鞭尸,并要世世代代奴役北韩人。许多人对金正日死后,其子金正恩能够掌控权力表示疑虑,更担心朝鲜会发生政局混乱,以至于要对外发动战争转嫁矛盾。事实上,独裁者只在对内镇压时气壮如牛,在对外作战时则胆小如鼠。他深知无论战术指导思想、武器装备、军队的忠诚度等都决定其军队属最劣等、最不堪一击的军队,只能用于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因此北韩发动对外战争的概率为零。至于国内何人最终掌握大权,在目前的情况下,就看中共支持哪一方了。大陆民众看到中共援助价值100万欧元的校车给马其顿时群情激愤。我估计,中共很快会更大规模地“援助”朝鲜,助其稳定局势。不过对于一年要镇压18万起“群体性事件”的中共来说,能够援助朝鲜多久,也是个真正的问号。2011年是恐怖分子和独裁者流年不利的一年,本拉登被击毙,卡扎菲被击毙,金正日病死,8月份还一度传出江泽民的死讯。上次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时催生了纳粹和日本法西斯政权,通过战争转移危机。此次,世界发生经济危机之际,北非和中东却相继发生茉莉花革命,俄罗斯爆发反对普京的抗议,缅甸走上民主化的进程,看来世界人民已经认识到,自由、公正才是社会繁荣和安定的保障。这一年,中共独裁者们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兔死狐悲”的不眠之夜,现在看着“老朋友”们先后步入地狱,也该为自己的将来好好想想了吧。 (874)

章天亮:为中国的变革承受苦难

【大纪元2011年12月18日讯】近日,中共政权利用其掌控的司法系统将高智晟律师再度关进监狱,理由是“多次违反有关缓刑的规定”。与《环球时报》多次连续刊文批艾未未相比,中共连具体解释都懒得提供了——因为中共根本无法解释。 我相信,至今中共也没有放弃让高智晟妥协、乃至反戈一击的幻想,也必然极其残酷的折磨高律师的肉体,也必然试图用各种混淆是非的说词给高律师洗脑,也必然曾经用自由、名利、亲情等诱惑高律师与它“合作”,以期待给国际正义力量、特别是法轮功以最大的打击。高律师的被判刑,无疑是他铁骨铮铮的硬汉性格的体现,也是他在压力和巨大痛苦中保持对邪恶清醒认识的证据。 今年年初,高律师的太太耿和来华府之际营救自己的先生。我曾听她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中共试图罗织“经济罪名”来起诉高智晟,“名正言顺”地把他抓进监狱。当时从高律师的律师事务所抄走的文件拉了一车,但竟然找不到一丝破绽。中共还试图用女色勾引高律师,被高律师在谈笑之间化解。正如高律师在2006年3月16日发表的《今天无意中甩掉了跟踪我的警察》中所说:“在这么多年和他们(中共)打交道的过程中,早已经把我们锻练成了道德完人,逼迫着我们也不得不做的没有一丝漏洞”。 正是这种“道德完人”,令中共的恐惧深入骨髓。在中国那些知名的异议人士的名单上,有人在被软禁、有人被监视居住并禁止探视、有人被关进监狱、有人失踪一个多月遭受恐吓和精神折磨。中共一向长于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先造谣、再批判。而对于高智晟,中共不但失语,而且让他从2009年2月开始失踪至今,中间只短暂让他露面以缓解外界的压力,这也是对高律师高尚道德的另类“认可”。 几十年以来,中共和民间互相之间存在着一种幻想。民间的幻想是,中共是可以改良的、领导人的出发点是好的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只要中央重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中共的幻想是,对老百姓能骗一天是一天,靠着镇压和欺骗,中共的统治就可以一天天的混下去。随着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和《九评共产党》的发表,现在已到了幻想彻底破灭的时候。 中共是个反天、反地、反人类的流氓邪教,不但不可能改良,而且只能越来越邪恶残暴,认清这一现实,几十年的骗局就维持不下去了。民众会坚定地站在中共的对立面,也会劝中共的党、团、队员退出中共,也站到中共的对立面上来;而中共则在大势已去的绝望中对觉悟的民众实施更残酷的打压,但这只是它临死前的一击而已,高律师无疑为这种变革承担了最大限度的苦难。 高律师在2005年12月14日发表的《这个政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杀人》中说:“故此,当务之急是丢掉幻想,从每个人的身边现实地做起,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力促身边的人退出这杀人的集团,不再做杀人者的帮凶,更不再做杀人者的工具!和平结束杀人集团的狗命——退出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彻底摆脱中国人民的灾难厄运!” 正如我们不会停止为高律师呼吁一样,我们也不会忘记高律师这些掷地有声的言语。对于每年“维稳”费用超过军费的中共来说,我们还不清楚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是否还能维持到高律师刑满出狱的时候,但媒体和国际社会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营救高律师,保障他的安全,促成他的自由。 无论是谁对高律师实施了怎样的迫害,在中共解体之后,我们也一定要将这些人渣绳之以法。这么做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让天理和正义再现人间! (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