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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川北地震,天上人间省思录(下)

章天亮:川北地震,天上人间省思录(下) ——天人感应之“天上”篇  【大纪元5月22日讯】导言:此次四川地震,从官民反应、救灾速度、人道援助以及由此暴露的伪劣工程,透露出中国严重的制度性弊端。当许多人为温家宝的辛 苦奔忙而感动时,制度性弊端却被忽略了。而这种弊端将导致悲剧的重演和加重。同时,海外的退党活动遭到有组织的骚扰,“天灭中共”的话题又豁然摆在眼前。 本文旨在从多角度省思天灾与人祸的关系,并探讨“三退”活动为何如此急迫,以及中共此时的心态。 (接上文) 三、执政者当以何种态度对待天灾 此次地震数万人死亡,数万人失踪,现在的灾民仍然面临着堰塞湖、瘟疫等地震次生灾害的威胁。近来的地球实在是多事之秋,2005年的一场海啸造成三十万人丧生、今年缅甸的风灾死亡人数也超过十万、四川地震已经死亡四万人且人数还在增加,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多的灾难?执政者又当以什么心态来对待灾难呢? 《左 传》上说:“禹、汤罪己 , 其兴也勃焉, 桀、纣罪人 , 其亡也忽焉”,意思是说,夏禹和商汤知道反省自己的罪过,所以兴旺发达;桀、纣把罪过推给别人,其灭亡就倏忽而至。古代的贤德帝王在发生天灾或瘟疫时,反 思自己的过错,常让利于民、大赦天下,以便让和平和谐之气氛充塞于野,这样下安黎庶,上悦天心。 譬如成汤之时,天下大旱,五谷不收。负责祭 祀的人对汤王说:必须以人为牺牲,向上帝乞雨。成汤于是剪去头发指甲,到桑林祈祷说:“我一个人有罪,不要连累别人;别人有罪,也都是我的责任;请上帝不 要因为我一个人犯了罪,就使鬼神伤害百姓的性命。”然后他便走向柴堆,准备牺牲祭祀上帝。民心大悦,大雨滂沱而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汤祷桑林”的典 故。 自禹、汤以降,周、秦、汉、唐、宋、明、清,历代帝王都有为民请命而降“罪己诏”的。譬如康熙十八年,京师发生了八级地震。康熙除了立 即从内库发银赈济灾民外,不到四个小时之内就召集内阁、六部九卿等官员开会,检讨失德、整顿吏治。康熙帝在上谕中反复强调:“兹者异常地震,尔九卿、大臣 各官其意若何?朕每念及,甚为悚惕,岂非皆由朕躬料理机务未当,大小臣工所行不公不法,科道各官不直行参奏,无以仰合天意,以致变生耶?”“顷者,地震示 警,实因一切政事不协天心,故召此灾变。”“小民愁怨之气,上干天和,以致召水旱、日食、星变、地震、泉涸之异。” 康熙所说的,正是传统文化所强调的,由于民间的怨气郁结,直接干扰了上天的和气,于是水灾、旱灾、地震、泉水枯竭、星位不正就都出现了。 现在的人也许已经对天人感应只说嗤之以鼻了,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执政者如果能够检讨自己的罪错,清廉吏治、大赦天下,不失为挽回民心的好办法。 而 反观中共,每到此时,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按照“主旋律”为它歌功颂德,并常找出一些人(或者是文革时的“阶级敌人”,或者是现在的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当 作靶子,关一批、杀一批。今年一月雪灾、二月股灾、三月西藏事件、四月火车相撞并出现手足口疫情、五月川北地震,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奥运火炬传递状况频 出,而中共自我歌颂“伟光正”毫不惭愧,镇压异己毫不手软,这绝不是一个好的执政者应该做的。 四、法轮功学员为何此时要劝人“三退”? 无论读者是有神论者或无神论者,但法轮功学员是信神的,相信善恶有报。因此他们劝人退党、团、队,就是出于一种善意了。 在《圣经.新约全书》中有一段话,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前走向刑场时的情形——“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号啕痛哭。耶稣转身对她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路加福音23:27~28) ” 我在看到《圣经》中这句话时会凛然一惊。抓捕耶稣、诬陷耶稣、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不过是少数几个人而已,为何耶稣告诉那些女子“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呢? 信神的人相信,对修炼者的迫害会给一个地区、乃至民族带来巨大的伤害。佛教中把这种现象称为“共业”,就是共同造下的罪业。 我 曾撰文《历史不会永远等待》,指出迫害修佛的人却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灾难,迫害者即使贵为帝王,也难逃或身死或国灭的下场。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北魏太武帝、北 周武帝、唐武宗和周世宗,下令拆毁佛像、毁寺、焚经、屠戮僧尼,史称“三武一宗”灭佛。后北魏太武帝为人所杀;北周武帝身染恶疾,遍体糜烂而死;唐武宗中…

章天亮:川北地震,天上人间省思录(上)

章天亮:川北地震,天上人间省思录(上)——天人感应之“人间”篇 导言:此次四川地震,从官民反应、救灾速度、人道援助以及由此暴露的伪劣工程,透露出中国严重的制度性弊端。当许多人为温家宝的辛苦奔忙而感动时,制度性 弊端却被忽略了。而这种弊端将导致悲剧的重演和加重。同时,海外的退党活动遭到有组织的骚扰,“天灭中共”的话题又豁然摆在眼前。 本文旨在从多角度省思天灾与人祸的关系,并探讨“三退”活动为何如此急迫,以及中共此时的心态。 一、灾难发生,我们该如何对待政府 地牛翻身,大灾降临。许多人在看到那些倒塌校舍中死难儿童的照片时,都会痛心落泪。海内外华人、企业、政府纷纷捐款捐物,希望能够多挽回一些生命。 身在海外,许多华人日夜盯着电脑,从网络上追踪着救灾的消息,并慷慨解囊。除此之外,远隔重洋的我们似乎有力也使不上,其实不然。 诚然,此次救灾,中国政府的反应速度与2003年SARS来临时已经很不相同。然而与传染病不同的是,地震是一个全球可以探测的灾难,事后已无隐瞒灾难发 生的可能。我们所要追究的恰恰是震前各级政府和地震局是否知情不报。 地震烈度达到八级,事先必有很多异象。也许单独的异象不能作为判定地震的充分条件,但根据异象综合计算地震概率应该是可能的。何况在地震前,一些专家已经 做出警告,甚至连时间、地点和烈度都做出了相对准确的估算。那么谁决定“辟谣”,根据什么决定“辟谣”却是我们必须追究的。唐山大地震知情不报,造成24 万人死亡,血的教训没有吸取,以至于在四川地震中再度重演。 由于中共这样一个专制集团垄断了信息(只能用新华社和CCTV的通告),并垄断了救灾权力(以天气原因拒绝外部援助,而事实上民间救灾力量在36小时内就 从2000公里外的江苏开到了震中地区),因此海外华人最有效的参与方式就是监督政府的救灾举措,并不断提出建议和批评。 譬如2005年8月29日,卡崔娜飓风袭击美国新奥尔良,9月2日各大媒体严厉抨击布什救灾不力,布什为自己辩护,但是旋即在9月3日派出7000名军人 和10000名国民兵去救灾,并改变初衷,同意了国际救援。正是民意和舆论的压力让救灾更加有效。 此次政府似乎出尽全力,但仅从国内力量的调派上来看,组织协调很成问题。中国军人和武警靠着简单工具和一双手昼夜不停的挖掘幸存者,这是自然的人性光辉。 而在另一方面,至少四万军队从济南军区出发,而非从与地震灾区近在咫尺的成都军区调动,携带工具也相当简陋。 重型机械、千斤顶、倒链、滑轮、大力钳等工具明显不足,更不要说那些便携式的专门用于切割、挖掘、举抬、移动、粉碎、钻孔等汽油驱动的专业设备。一人操作 的专业救援设备,辅之以灵敏的生命探测仪和搜寻犬,会胜过几十位军人的徒手挖掘。仅此一项,我们就对救灾效率表示怀疑。 二、灾难中暴露出的弊端及其对未来的影响 此次救灾,尽管看上去温家宝已尽全力,但他无法改变专制社会的积习。 (1)、垄断“做好事”的权利 专制积习之一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利”。由于专制政府并非选举产生,因此它特别渴望百姓的忠心。在此救灾时刻,如果是外国的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许多 人,无论是被营救者或是旁观者,也都会感激外国救援队伍的再造之恩。如果外国救援的设备更加先进和高效,那么就更会凸显出中方的效率不彰。尽管民众会对中 方表现给予理解和同情,但是他们对别国政府或团体的感恩会让中共觉得营救者是在和它“争夺群众”。 几乎所有不受中共控制的信仰团体,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或者法轮功,都虔诚的忠于他们的信仰。中共镇压他们的原因之一,也是“渴望百姓忠心”的 心理在作祟。 这种心理使得中共在错过了救援的黄金72小时后才开放国际援助,给他们救助的多是已经被中国救援人员探测、抢救和放弃的地方。譬如都江堰、什邡、绵竹等地 在5月12、13日温家宝就已经前往指挥和慰问,这说明中共拒绝外援的所谓“交通不畅无法抵达灾区”的说法完全是借口,而这些地方在错过救援时机后被交给 俄罗斯、新加坡;温家宝14日到达北川和汶川,这两个地方到18日才对日本开放。因此开放外援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成了中共的一种姿态——即顺应了舆论,又不 会让外援大显身手,换句话说,就等于不让外援抢救出许多活人。 其它如救灾物资必须由中共统一发放。譬如成都维权人士黄晓敏准备到灾区,发放救灾物质反而在5月16日遭当局拘留。而当天台湾慈济慈善团体携带17吨救灾 物资包机抵达成都,打算前往灾区发放救灾物质时,也遭成都政府阻碍。 碰巧的是,《中国经济时报》5月17日刊登文章“当年渭河灾害5906万救灾款是怎样变成50万的”讲述了2003年陕西省华阴市如何层层截留救灾款私 用。而此次赈灾中,由于中国红十字会拒绝对捐款透明、公开的管理,5月14日22时起,募集数千万善款的网易停止了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这些都不能不让 我们对救灾款中有多少能够到达百姓手中深表疑虑。 同时,中共因“渴望百姓忠心”垄断做秀机会而置灾民生死、饥渴、病痛于不顾。这种狭隘心理必将在未来救灾中给灾民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我们必须看到,专制政权此时表面上在做好事,但是它不让别人一同做好事,本身就是在做坏事了。 (2)剥夺知情权…

章天亮:中共自掘奥运陷阱

《清史稿》第237卷上讲了一个故事:明末时,清军围攻锦州。蓟辽总督洪承畴奉诏驰援,在松山战败被俘。一开始,洪承畴不吃不喝不说话,大家都觉得他是必定不会投降的。清太宗皇太极派出范文程劝降。范文程只与洪承畴古今中外地闲聊,并不提及投降之事。这时房梁上落下一些灰尘,刚好掉在了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赶忙将灰尘掸去。范文程看到这个动作后,就起身告辞,立即去见太宗。他回禀说:“洪承畴不是个死节之人,自己的衣服都如此爱惜,更不要说自己的命了。”皇太极听了,就亲自去见洪承畴,将自己的貂裘大衣脱下来披在洪承畴身上,问他说“先生冷不冷?”洪承畴于是便跪倒投降了。中国文化深受道家影响,认为人的举手投足都带有这个人的全息特点,所以有个成语叫“见微知著”,从一个小动作上能看到这个人的根本性格。范文程就是从洪承畴掸衣服这个小动作看出了他贪生怕死的心理。围绕奥运传递,中共也做了不少小动作。仔细分析起来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在申奥前,为迎接奥委会官员,中共把天安门前枯黄的草喷成绿色。它反映出的是中共已为奥运会定下了“造假”的调子。在造假哲学的驱使下,中共除喷绿草坪外,还假装答应改善人权、假装准备开放媒体、从农民口里夺水冲洗因污染严重而发臭的运河以假造出一个“绿色”奥运、以清查“暂住证”为名清理外地民工和上访人员以假造一个“和谐”气氛、乃至现在假装与达赖喇嘛谈判以缓解国际压力等等不一而足。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申奥成功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江泽民跑到天安门城楼上“脦瑟”了一番。中共头子们一般上天安门都是因为“国庆”阅兵,通过“耀武”来“扬威”,宣扬自己权力的稳定、伪造自己被拥戴的程度。而当江泽民因申奥成功而去天安门的时候,他就在暗示——奥运会已经与中共的权力稳定挂钩了。因此,中共一下子利用宣传机器把奥运会抬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似乎办好了奥运会,中华民族就扬眉吐气;办不好奥运会,中华民族就一蹶不振了。古希腊的奥运确实有一种精神——和平、公正、在神之下的人互相关爱。而现代奥运会在职业化和商业化后,这种精神就越来越暗淡,以至于有人说:奥运会就是个运动会,谁得了金牌最多说明谁身体比较好。如果中共真这么想,国际上利用奥运会给中共施加压力的机会和影响就自然大大减小。然而当它把奥运与政权挂钩时,中共就等于给自己掘了个奥运陷阱。它把奥运看得越重,国际上利用奥运杠杆可施加的压力就越大。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当中共在国际上四面树敌时,降低奥运会的重要性也是缓解压力的权宜之计。然而中共连这个“治标不治本”的策略都不敢采用,因为它在政治、经济上陷入困境,外交上四面楚歌,社会矛盾随时可能爆发时,太需要一个转移国内外注意力的事件,而奥运会就成了它现在唯一能打的牌。其实真正摆脱国际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兑现申奥时的承诺,譬如象我一再建议的:打开互联网封锁、释放被关押的信仰人士和异议人士、废除违宪的劳教规定。中共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无论是逮捕高智晟、胡佳,还是对法轮功学员、维权律师、上访人士、失业工人、失地农民、股民乃至少数民族和外国政府,中共或公开镇压、或秘密搜捕、或严密监管、或出钱收买、或虚与委蛇、或巧言令色,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奥运会办得风光体面,为延续其独裁统治注入一支强心剂。那些还嚷嚷着中共如何强大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一个小小的运动会都能涉及中共政权的稳定,那么这个政权也真是虚弱得可以了。 (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