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ne 2006

章天亮:对未来中国的几点思考

2006年6月10日下午,在Plymouth的明尼苏达大学举办了「中国未来研讨」。本文是为研讨会准备的书面发言。 ======================== 主持人,各位来宾,我因故不能来参加此次研讨会,首先向大家致以深深的歉意。今天我主要谈五个问题。 一、政治高于道德将导致政教合一 这次研讨会是关于中国未来的研讨会。从各国政府、专家学者到普通百姓,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人从政治层面思考,比如怎么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实行宪政、普选;有人从法律层面思考,也就是怎样保证司法的公平和独立;有人从经济层面考虑;有人从生态环境角度考虑,当然这些层面也都是互相牵制、错综复杂的。许多人也都看到了,上述层面的改进都不得不触及或者清除造成这些问题的制度性障碍——这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专政」这个词很准确。甚么叫「专」呢?就是「专一」、「独有」,就是不许别人染指。换句话说,在中国「搞政治」是共产党的专利,任何人希望染指的努力,都是共产党严厉打击和镇压的对象。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权力政治应该只佔生活很小的一个部份。我们看一看美国大选就知道,投票率超过60%就了不得了,一般都在50%左右,甚至更低。去年投票率接近60%,创下了30年来的投票记录。投票率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人觉得谁上台对他们来说都不会有太大影响。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面临重新计票,但是美国人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该做生意做生意,生活基本不受影响。在大学开课,政治系也仅仅是众多学科中的一个而已,用政治来主导经济、文化、道德、信仰,在正常社会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在中国一切都反过来了。毛时代叫「政治挂帅」,现在也差不多。某地农村屠宰场墙上的大标语赫然写着「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许多人看着觉得是个笑话,是个过度夸张的个别案例,实则不然。胡锦涛说了个「八荣八耻」,就要大家来学习,编成歌曲让中小学生唱,感觉和毛时代的「语录歌」差不多。新华社还登了幅图片报导:内容是西藏各界人士在布达拉宫举行「八荣八耻」演唱会。 「八荣八耻」里面的内容不能说都是错的,但是这个宣传的过程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问题:也就是「甚么是好、甚么是坏」这个基本的道德问题,凭甚么由共产党来规定? 由一个执政党来规定道德,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政教合一。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 二、正常社会的信仰、道德、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一个正常的社会,道德是由正的信仰中派生出来的。也就是人最基本的是非判断是从信仰中来。信基督教的按照《圣经》来判断对错;信佛教的,按照佛经来判断对错;信道教的按照道藏来判断对错;信儒教的,按照四书五经来判断对错。现在修炼法轮功的人很多,这些人是用「真善忍」的原则来判断对错。 宗教或者信仰的经典是不可改变的,因为那是对神或者圣人的话记录下来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锁定在信仰上的道德也就稳定不变了。 文化是对道德的通俗化表达。比如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规范,那么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按照这个规范去做。 社会普遍的生活方式都遵循「仁义礼智信」,那么一切的文艺创作、歌曲、舞蹈、戏剧、文学等等,也都体现「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关羽被曹操围住了,「屯土山约三事」,第一件事是「降汉不降曹」,这是「忠」;第二件事是家法,第三件事则是「义」,「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关羽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明「春秋大义」。也就是,他以「义」为道德准则,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这件事再经过小说、戏剧、影视的传播,「义」便家喻户晓。这也是文化的力量。文化反过来维护道德原则,促进民众的道德提升。 反映到政治生活中,传统的皇朝也是建立在儒家的文化上的,简单的说就是「施仁政」。中国儒家的文化既支撑着歷代王朝,也终结了各个王朝末世的荒淫和暴政。也就是如果皇帝暴虐,违反了「施仁政」的儒家道统,这个王朝也就丧失了合法性。换句话说,政治是低于文化的,是受文化制约的。 所以在传统社会,是以信仰驾驭道德,以道德驾驭文化,以文化驾驭政治,这种自发生长的信仰、道德、文化、政治的关系是一个正常的关系。而中共则处处相反。几十年来,中共一直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以政治驾驭文化,以文化沦丧传统道德。所以,中共所建立的党文化是一种反自然的邪恶文化。 这种文化正因为它的邪恶,所以它不是自发生长,而是靠暴力和欺骗强行灌输的。 一个东西一旦成了文化,就成为了人生活的一部份,甚至身在其中而不觉察,所以我们探讨中国的未来,就不能不把党文化剥离出来,清除掉。 三、中华正统文化的精髓与劫难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真善忍」。 道家修「真」为主,修成的叫「真人」,但也有「善」和「忍」,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就是说天道并无偏私,一直会护佑善良的人。《道德经》中的「少私寡慾」就是一种「忍」的表现。 佛家修「善」为主,口中常念「善哉善哉」,然而也非常重视「忍」。佛教中僧人要勤修「六度万行」,「佈施、斋戒、忍辱、精进」等等,其中第三条就是「忍辱」。当然佛教中也重视「真」,「出家人不打诳语」,不能说假话。 儒家文化也同样体现着「真善忍」的不同层次的内涵。孔子主张的「仁」与「信」体现出「善」与「真」。孔子还主张「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指贪得无厌)」。这三戒需要涵养人的「忍」。 所以我们看到,以「儒释道」信仰为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正的文化。这个文化的存在本身,就让共产党非常的痛恨。 当然,共产党拿不出甚么像样的东西和传统文化较量,所以一开始就直接用暴力去消灭传统文化。中共自己承认的是,毛泽东夺取政权之初在文化领域上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在全国展开,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用进化论否定有神论,直接挑战宗教的存在,而宗教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当宗教被消灭的时候,传统文化的精神就死了。接着中共「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改革」,包括从1950年开始即编写全国统一教材,按照中共的政治需要来教育下一代。第三个就是「知识份子的学习和思想改造。」因为知识份子是承传传统文化的人。 除了这三件事之外,中共在建政之初的镇反运动,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镇压「会道门」,实际上就是杀有信仰的人,特别是有名望的道士、法师。反右是对知识份子的整肃。到文革的时候「破四旧」,则是最彻底的一次用暴力烧燬传统文化的载体——书籍、文物。 这种破坏是一场文化的大浩劫,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我们与传统文化之间断裂出不可復归的鸿沟。 文革以后,共产党破坏文化的做法更加隐晦。《九评之六》中说:「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所以大家看到,无论中共在海外办多少文化节、食品节、庙会,没有了信仰和道德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復兴。 四、法轮功的出现与文化重建和復兴 法轮功并非为了重建或者復兴中华文化而出现的,他的深远意义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然而从刚才谈到的信仰、道德、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以「真善忍」为信仰的法轮功已经通过他的迅速传播为中国重建了道德体系。这个团体经歷的迄今为止七年的残酷迫害仍然坚持不倒,而且仍然秉持着和平的精神,这本身彰显的就是信仰的力量,而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支持法轮功的抗暴行动,也展现了法轮功在道德上的感召力。 这种信仰因为其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必然给人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并孕育出新的文化。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新唐人电视台从2004年开始主办「全球华人新年晚会」,里面法轮功学员的节目中透露出的敬天、颂神的精神让我们看到新文化的曙光。 这种新文化的出现,就是对党文化的消解,而文化的消解,也会消解建立在党文化上面的制度。 五、退党大潮 当然回到开头的问题,有人在考虑中国未来的时候,从政治、经济、生态、军事等等层面去考虑。但是从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还是党文化占主流的文化,不可能孕育出良性的政治。 举例来说,今年3月的时候,巴勒斯坦大选,选出了一个恐怖组织哈马斯上台。那一段时间,很多新闻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我上班开车的路上听广播,美国对这件事情也很头疼。尽管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如果老百姓喊打喊杀的文化不改变,对于世界和平仍然是个威胁。 也就是说,仅仅从制度上改变中共还不够。我们还要站在文化的层面去改变,站在道德的层面去改变,而这些方面也是以信仰的重建为基础的。在现在,大陆除了法轮功之外,也有其它正教团体日渐兴起和扩大影响,这无疑为未来中国产生重大的正面影响。 当然共产党也不会闲着,它会倾全力去迫害那些信仰团体,阻止中华道德和文化重建的步伐,杀戮、监禁和折磨有信仰的人。它觉得谁的威胁最大,迫害谁就最残酷。 面对这样的迫害,现在的退党大潮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到今天退党、团、队的人数就达到1100万了。我们有信心会和平解体中共,和平结束迫害,让中国和平转型。…

章天亮:肯尼迪为何再次成为焦点?

主持人高凌:打开最近的网络,我们会发现,一个40年中的不断被人们回忆的人物再次成为网络的焦点,他就是40年前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最近美国方面第1次公开了肯尼迪总统遇刺时的全程照片,在海内外的媒体铺天盖地的转载同时,有一句话也不断的被所有人引用:「他在西伯林的讲话,改变了世界对美国人的看法;他在国会山的演说,改变了美国人看世界的方法;但一切都随着一声枪响结束了……」 这位总统在西伯林讲了什么而改变了世界对美国人的看法?他又在国会山庄说了什么而改变了美国人看世界的方法?此时此刻,再次把这位总统的传世之演讲摆在众人的眼前,究竟是在让世界思考什么? 今天,我们仍然请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先生来为我们做一个世事点评。 高:天亮你好。40年前肯尼迪总统在「柏林墙」 下的「我是柏林人」的演讲被世界誉最打动人心的演讲,您能否为读者先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 章:这个背景很难一言以蔽之。二战时德国战败,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从不同方位攻陷柏林,按照各自的佔领区把柏林分成了两部分,东面由苏联佔领,西面由自由世界佔领。所以柏林成了共产专制和自由世界对抗的最前沿。柏林在冷战时经过两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是1948年,斯大林要把西柏林纳入共产专制体制,于是对美、英、法对西柏林的陆路运输进行封锁,把西柏林变成一个孤岛。二百万西柏林人面临着饥荒和物资匮乏。结果美国以三分钟一班运输机的频率,向西柏林连续11个月空投了的150万吨的生活物资。苏联最后退却了。 第二次柏林危机发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当时在柏林的北约军队远远少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军队。赫鲁晓夫1958年底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令西方在六个月撤出西柏林。中间几次反覆,等到肯尼迪当选总统并于1961年就任的时候,双方已经到了「核大战」的边缘。肯尼迪说:「我们必须毫不含煳地表明,我们决不容许削弱我们在柏林的地位,我们将实践保卫西柏林人民自由的诺言,而且如果赫鲁晓夫先生决心一意孤行,我们准备承担我们应尽的义务。」 当然人民有着自己的判断。《核危机秘闻录》一书记载「1961年初,自东德逃往西德的人数激增,其中大部分是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的。西方声称,1961年1月,西柏林机场每天要收容1000人左右的东德逃亡者。另据西方统计,从战后到1961年夏,约有350万人离开东柏林,光1961年7月一个月就有3万以上的人逃往西柏林,其中很多是技术人员。8月份难民外流从每天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这一次柏林危机以柏林墙的修筑而告一段落。 肯尼迪总统捍卫自由的决心令人惊叹。在多次与赫鲁晓夫的对话,在赫鲁晓夫声称爆炸了一亿吨TNT当量的核武器的时候,肯尼迪也没有退缩,他将第一次柏林危机时被认为是「西方保护者的伟大象徵」的「空中运输英雄」、前驻德国美占区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重新派回到西柏林。和苏联以不到100米的距离进行坦克对峙,声明「美国在遭到苏联的第一次突然打击之后剩下的毁灭性力量,和敌人能够威胁发起针对美国的第一次打击的全部完整的力量一样大,甚至可能比它还要大。总之,我们拥有第二次打击能力,它至少是与苏联第一次打击能力一样大。」这一切都在迫使共产国家退缩,保障了西柏林的自由。 所以当1963年6月25日,就是肯尼迪到访西柏林的前一天晚上,已有几百人为了亲耳聆听美国总统的讲话带着睡袋聚集在市政府广场上。等肯尼迪的飞机降落的时候雷雨交加的柏林现出了阳光,大雨嘎然而止。整个西柏林有大约一半人走上街头夹道欢迎美国总统。只能容纳20万人的市政府广场被近50万人挤佔得水洩不通。 因为西柏林四面被围,所以你可以体会到生存在专制包围中的自由的孤岛,民众对前途忧虑重重,他们害怕失去自由,肯尼迪演讲说:「当这一天(自由和统一)最终来临——它必将来临——时,西柏林人民将能对这一点感到欣慰:几乎二十年时间里他们站在第一线。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这句话感到自豪。」 这句话说罢,广场上的欢呼响彻云霄,因为这表达了自由社会将和西柏林人站在一起。所以,原西柏林市议员隆格鲁斯回忆说:「这是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在听完演说后,我回家告诉妻子:我们的疑虑多余了,柏林不会被吞併。」 高:我在搜索有关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在中共的官方网站上也介绍了这次着名的演讲,但是,非常有趣的是,所有中共的官方网站虽然都描写了他的「我是一个柏林人」和他要给下任总统留下的字条「当你们没有信心的时候,请到柏林去」,却全部绕开了对什么没有信心?为什么要到柏林去的原因,你可否为我们的读者来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章:其实这非常好理解,就像肯尼迪演说中讲的:「世界上有许多人确实不懂,或者说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根本分歧。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我们能在欧洲或其他地方与共产党人合作。让他们来柏林吧。甚至有那么几个人说,共产主义确是一种邪恶的制度,但它可以使我们取得经济发展。「Lasst sie nach Berlin kommen.」」 西柏林实际上是自由社会捍卫自由的象徵,从二战结束后一直到1989年东德结束极权统治,柏林墙倒塌,西柏林都处于四面被围的状态。第一次柏林危机,就是靠11个月的空投物资度过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后,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仍然靠穿过民主德国境内的公路、铁路和水路连接。但是这个孤岛度过了她最困难的日子,一直保障着西柏林人享有自由。 所以,西柏林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自由屹立不倒的符号,无论她看来面对多么强大的对手。她的存在也是冷战中的一个奇迹,让我们对自由更加充满信心。 自由是美国的最高价值之一,也是美国文化的核心。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说,美国要「让每一个国家知道,不管它盼我们好或盼我们坏,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忍受任何重负,应付任何艰辛,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 到柏林去,可以看到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对共产党的唾弃,和人们对「自由必胜」的信念。 高:那么当年的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根本分歧如今是否消失或不必考虑了呢?今天世界的格局和当年的世界格局有什么变化和不同?又有什么是共通的呢? 章:我常常引用肯尼迪总统在西柏林的演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尽管苏联解体了,东欧人民获得了自由,但是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自由匮乏的政权下。有人说我怎么没觉得,我在中国就觉得很自由。但是你得看到中国那么多法轮功学员受到的残酷迫害,甚至器官被活体摘除;地下基督教会、藏传佛教、天主教等都是中共迫害的对象。所以说,只要造成法轮功等团体或个人被迫害的社会环境和机制不变,这个迫害机制就会作用于其他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这些自由互相之间也不可分割并且互相保障。 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的分歧是必然存在的。自由世界的存在本身就会被共产世界视为威胁。就像小布什总统在「9.11」之后的国会演讲中针对恐怖组织所说的「为什么他们恨我们?他们恨在这个房间里所能够看到的——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而他们的领袖是自我任命的。他们恨我们的自由,我们宗教的自由、言论的自由、选举和集会的自由,乃至互相之间不同意的自由」。人有自由的天性,如果看到别人看的车比我们好,我们都会羡慕,希望也能够努力拥有;那么看到别人的自由,生活在专制下的人怎么能不羡慕?所以,即使自由社会不以专制为敌,专制也会以自由为敌。小布什说「他们反对我们,因为我们挡了他们的路。」 还有一点共同之处就在于,共产党知道它自己是一个不道德的党,这种道德上的弱势使他们远远没有物质上看起来那么强大。 肯尼迪另一个可圈可点的表现就是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可以把导弹直接打到美国本土上,肯尼迪下令对古巴进行封锁。他派了20000名海军,90艘战舰,八艘航空母舰对古巴海域进行封锁,在靠近古巴的佛罗里达集结庞大的登陆部队。苏联不肯示弱,声明如果苏联舰船遭到拦截,将进行最强烈的回击。肯尼迪下令陆军第一装甲师进入邻近古巴的地区,其他五个师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并且让携带核武器的B-52轰炸机升空待命。赫鲁晓夫再一次被吓了回去,撤出了古巴的导弹基地。 所以说,共产国家的统治者其实都是色厉内荏。当自由社会强硬起来的时候,它就会退缩。 现在国际社会的领袖可能对共产党的邪恶估计不足,或者不想採取肯尼迪的那种强硬措施,而採取其它办法,这都在延缓专制的生命。当然自由社会的底线还是不动的,真的自由受到威胁,他们也不会含煳。 高:而此时此刻,再一次让世界聚焦肯尼迪的时候,不由使人联想到今天世界的格局和当代西方政要的表现。在于世界最后也是最大的共产专制的政权中共打交道的时候,西方各国政府及政要们的表现,不知天亮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分析呢? 章:经济利益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用巨大的道德成本和生态成本换来的所谓经济发展,给西方造成了一个假象——经济发展会让中国有更多的自由。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中共在用经济利益腐蚀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在用大量的钱支持国际上的恐怖组织,用经济发展为它的存在辩护,用经济发展掩盖人权迫害,其实中共的本质从来也没有变过。 聚焦肯尼迪会让我们想起冷战时期的歷史,想起共产专制的邪恶,前年里根总统去世,美国的国葬也是纪念这位结束了冷战的总统,他使苏联、东欧几亿人获得自由。现代的西方首脑也还有这样的机会,支持十三亿中国获得自由,他们也将因此名垂青史。而且他们不但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责任。 高:但最近,我们也真切地看到了西方终于开始尝试打破以往同中共的交往方式,最近布什对国内人权人士的接见、德国总理梅克尔对民间维权人士的面见、欧盟副主席在中国亲见法轮功学员,各个领域似乎都在出现一种变化,此时从温肯尼迪当年的演讲,的确颇有深意。 章:对。我觉得西方现在在越来越走向清醒。今年一月二十五日,欧洲委员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谴责共产独裁集权罪行的决议。现在退党大潮日益高涨,眼看就要到1100万了,各国的情报机构和政府都看到了中国民间力量的整合,也肯定在评估中国的这种和平转型的道路。欧洲议会副议长史考特提到欧盟有一个达1.42亿欧元预算的项目(约1.6亿美元)将会通过,用于帮助那些还没有民主的国家。据一些内部消息,布什这次白宫会见大陆人士原本不局限在家庭教会,还包括代表民间维权的郭飞雄律师和为法轮功仗义执言的高智晟律师。另外德国总理也与民间维权人士接触。 种种迹象表明,欧美国家渐渐在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中国民间社会上,而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可以说是中国最活跃的力量,尽管他们不追求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道德力量就在解体中共的邪恶。 今天重温肯尼迪的演讲,也就是在重温自由社会当年的誓言和决心——「因此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请求你们抬起目光,超越今日的危险看到明天的希望;超越这道墙看到正义的和平来临的一天;超越你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看到全人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高:谢谢天亮,我们把肯尼当年的演讲放在最后来结束今天的点评吧。…

章天亮:从六四事件看退党大潮

【大纪元6月9日讯】2006年6月3日,在亚特兰大举行了“从六四看当今中国”研讨会。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即兴发言的录音整理,小标题为整理时所加。 谢谢主持人叶建荣会长、黄正杰主任。刚才曹长青先生讲得很精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谈两点看法。一、“六四”的两点启示 “六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国际社会上受到很大的重视,包括美国前年跟今年在国会中都通过了谴责共产党大屠杀这样的决议案。曹先生刚才也讲到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八千万, 如果拿这八千万除以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五十六年,相当于每天有四千人死于非命,每天有四千人。刚才曹先生讲到“六四”事件,现在对死亡人数的最高估计是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死亡三千人。所以中共当政的这五十六年,等于“六四”屠杀每天都在发生。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际社会对“六四”事件如此重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很重要。首先“六四”屠杀发生在全世界的聚焦中,在各国媒体的聚焦下,有文字、有声音、有图像、有视频,这样有全方位的属于多媒体性质的信息纪录,把当时的罪恶鲜活地呈现在了世界人民的面前。后面还有大量“六四”的网站,“六四档案”,把中共在”六四”当中的主要罪恶详详细细纪载下来。尽管我们现在写的罪恶不是全部的罪恶,但“六四”罪恶的记录相当详细,相对来讲中共的其它罪行,从建党开始、到江西、延安的一路逃亡杀戮,到夺取政权后的镇压反革命、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一打三反等等,记载得都不详尽。不知道这些罪恶的话,也就更谈不上对这些罪行的基本分析,更谈不上对造成罪恶的原因分析。 “六四”过去十年之后,很多人认为,现在共产党不再是“六四”时的共产党了,因为他们觉得中共改良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认识。今天的共产党跟过去的共产党有可能在形式上有区别,但它在对人民非理性的残暴方面从来不变。唯一的区别把许多迫害都转到地下,都转到看不见的地方,但是他们迫害的手段,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都是中共历次运动所积累的酷刑之集大成。 大家看到去年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大陆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律师高智晟,给胡锦涛温家宝写了三封公开信,公布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民间司法调查结果。高智晟曾经讲一句话:这样的迫害可以文字方式流传下来,但是要用口述方式说迫害,我都觉得说不出口。那是极其残忍极其非人道的迫害,包括那些令人发指的对女性法轮功学员的性虐待。只不过这些罪恶还没被大家知道,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六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如果我们想揭露共产党罪恶的话,我们需要详详细细把罪恶记下来,具体对什么人做了什么样的坏事,把这样的罪恶公诸于众,这样才可能给未来反思留下一个很好的历史资料。 前两天在《大纪元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是赵紫阳给政治局的一封公开信,发表于1997年,赵紫阳可能觉得当时的决策人邓小平也死了,“六四”的重新评估也就有了希望,所以他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重新评价”六四”。里面的一句话我是不大认同,他说我们要“严格遵照解决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注重总结经验教训,不注重追究个人责任”。 这种想法是我认为是造成很多的罪恶重现的原因,每一个人在中共的这种暴政迫害下,我们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中共在夺取政权以后,搞镇反和土改运动。大家经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共产党宣称它夺取政权的时候中国一穷二白。实际上,可以说政府很穷,但是老百姓并不穷,中国历史上历来是藏富于民,过去改朝换代多少次的战争,但是一旦新政府建立,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就会出现盛世,就像唐朝初年闹饥荒,唐太宗治理几年就是“贞观之治”。民间还是很富裕的。 但是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打抗美援朝战争,上千亿的人民币往里投,上百万的生命往里投,需要庞大的军需供给,没钱怎么办?就是“抢”。土改就是“谋财害命”,中共干部在上面喊,“这个地主杀不杀”,下面一块喊“杀!”这个地主就杀掉了。中共领导人陶铸号召“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土改杀了两百多万地主,把农村里最会种地、懂经营、德高望重的人都杀了,钱都抢了。全国如此,所以谁能说对中共的罪恶是没有责任?那时候,谁没跟着中共喊过“杀”? 所以我想“六四”的一个启示是让我们一方面要详详细细记载中共罪行,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想一想“当时我在干什么?”包括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我们不炼功的人,也可以问问自己,当罪恶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帮法轮功修炼者说一句话?我们是真的不知道那些罪恶,还是不敢说话? “六四”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从这个“六四”以后,民间和共产党达成一个共识。这种共识不是民间与中共商量出来的共识,而是民间和共产党都看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共产党在”六四”开枪以前,政治局内部的分化相当严重?当时为什么要八大佬招开会议?因为八大佬不出面,这场镇压屠杀就很可能搞不起来。政治局里头还有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这样的开明人士,主张站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可以说那个时候共产党里面有一些领导觉得他们还有妥协余地,还有改革空间。开枪以后,所有共产党员高级干部就达成共识,绝不可能再有政治改革空间、绝不可能再让步,河北定州、四川汉源、去年广东汕尾共产党都在开枪,当有民众反抗都在开枪。 为什么开枪?共产党在“六四”时用高速机枪、达姆弹、坦克车、毒气弹镇压学生。难道用催泪瓦斯、高压水龙头不能驱散学生吗?为什么非得开枪?去年汕尾农民土地被共产党抢走后去抗议的时候,共产党用冲锋枪去杀人,难道真的不能用防暴警察、催泪瓦斯吗?所以,中共不仅仅在维护天安门或者汕尾这块地方,更是在维持中共的一种统治方式——让你吓的不敢说话。 前两天中共给“六四”一个难属“困难补助”。15岁一个小孩,叫周国聪,1989年6月6号被警察抓到公安局活活打死。中共四川政府上个月给他妈妈了七万块“困难补助”。为什么这七万块钱叫“困难补助”? 它为什么不说是赔偿呢?因为如果赔偿了一个人,就会有很多人会上来跟着要赔偿。那么“六四”赔偿了,下岗工人要不要赔偿、失地农民要不要赔偿、拆迁户要不要赔偿、法轮功要不要赔偿?共产党发现这样下去它的政权就完了,因为赔偿的过程一定是罪行曝光的过程。 共产党自己也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办法收拾民心了。你只要对老百姓好一点,老百姓的恐惧少一点,就会要更多的宪法权利,会要信仰的权利、政治的权利、要求社会公平、要求自由经济、要求选举、要求开放言论、军队国家化等等。所以共产党它非常清楚——“一步也不能退。” 从江泽民上台之后,到今天为止,共产党一直有一个共识,用江泽民的话讲就是“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民间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还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2002年以前我经常听到“平反六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诉求,但是从2002年、2003年开始,大家喊出的口号都是共产党不配给我们平反,一直到今天由法轮功学员推动的退党运动,大家喊出的是“解体共产党”的口号,准备通过退党的方式彻底结束中共。也就是民间看到了中共的不可改良性。 二、如何结束我们的苦难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想真的从此之后让“六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像迫害法轮功这样的事不再发生,我们必须在解体中共的同时恢复社会公平。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结束某一个“六四”难属、法轮功学员或者上访人员的个人苦难。如果我们不能恢复社会公平的话,造成我们个人苦难的机制没有改变的时候,同样的事还会再发生。 所以我想从这一点来讲,法轮功学员做了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2004年的时候,大家如果要是一直在注意法轮功动向的话,大家会看到这样一件事:在2004年9月开始,那时候胡锦涛接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彻底下台,中共再度和法轮功接触,要求为法轮功平反,因为它实在非常害怕法轮功再这样抗争下去,所以要给法轮功平反。法轮功最主要的网站「明慧网」,保留了当时学员之间的一些讨论。当时中共提出的什么条件呢?就是法轮功死多少人,我们就杀多少警察,杀人偿命嘛,我们把这些警察杀掉来平息法轮功的愤怒。从此以后就两清了。 这件事情的讨论愈来愈多,法轮功的态度非常明朗,你愿意平反就平反,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即使平反,也不把这个好事算在共产党头上,而只归功于主持平反者个人。2004年11月,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参与支持的大纪元时报开始刊登「九评共产党」,彻底揭露共产党的罪恶。 我们只有通过一个非常公平的审判,把这个苦难和罪行结束。让所有加害的一方和所有受害的一方都心服口服,这件事情才能真正的过去,我们要把所有的罪恶都曝光在民众的面前,让所有的罪过都得到它恰如其分的惩罚,这才是叫恢复社会公平,也是在匡扶正义。否则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然后凶手给被害者平反说“算了、算了”,这不是很荒谬吗? 当然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仅仅从制度层面解决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清除这个看得见的共产党,还得清除共产党造就的党文化。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能够稳定,都需要一种文化去支撑它。翻开美国宪法,你看到里面规定了很多东西,比如参议院要多长时间改选一次,众议院要多长时间改选一次等等,看上去很复杂,但是仔细看,里面的指导思想却很简单“天赋人权,主权在民” 。就是这么一种文化,支撑了美国的政治制度。 中共的政权是建立在斗争和仇恨的基础上,因此它需要一个斗争和仇恨的文化。任何人性中的美好,对于中共的统治都是威胁,所以,中共的党文化就是异化人性,消灭人性的文化。中共夺取政权之初,是用阶级性消灭人性;现在是用物欲、腐败去异化人性。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中共觉得:你们都那么好,不就显出我的坏了吗?所以中共的党文化是绝对以沦丧人的道德为目的的。现在的中国人许多人都对别人的苦难漠然视之、还有很多诸如检举揭发、落井下石、漠视生命、毁坏自然等等思维方式。 所以解体共产党的同时必须解体共产党的党文化。现在出现“九评”和退党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一方面从物质层面上解体有形的中共组织,另一方面从精神层面号召内心的忏悔。就像九评公告写的:是因为我们的懦弱和妥协成全中共的暴行。 当然文化只是道德的一种表现方式,也就是说文化是从道德上派生出来的,而道德又从信仰上派生出来。所以真正对神的信仰,可以把基本的善恶判断锁定在神所规定的标准上。社会的道德才能重建、文化才能重建。一个良性的社会才会出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退党大潮让这么多人告别中共,它不仅是采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在解体中共的制度,也在呼唤人性的复苏和道德的觉醒。这事关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转折、大转机。我们看到退党这件事情给中国开了一条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让共产党尽快的解体,让中国从苦难中尽快的走出来。@ 2006年6月3日于亚特兰大(http://www.dajiyuan.com) 6/9/2006 7:23:18 A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6/6/9/n1344541.htm (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