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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内在的重生

许多「四.二五」事件的亲身经歷者们,每到週年的时候都会重新反思这段歷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这件事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至为深远。四月二十五日,这个原本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仅仅因为1999年法轮功的万人中南海请愿事件而成为了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分水岭。 歷史似乎对中华民族情有独钟,所有与中国同时代崛起的古文明都在天灾、瘟疫、战乱和地球沧海桑田的变迁中成为歷史的陈迹——有的葬身海底,有的下落不明,有的留下了天书一样的象形文字,让后代的考古学家费尽思量。而惟有中华文明跨越五千年的时空昂藏而来。在这五千年中,我们也曾经歷了无数的兵荒马乱、外族入侵和疫病流行,但却常常在歷史的危急关头有圣人或英雄出世扭转干坤;更有从儒、释、道三教信仰中演化出来的灿烂文化以其内涵之深邃和道德之高标,吸收同化各族群的文化精华,造就了人类最辉煌,也最为连贯的一部文明史。 一个民族的衰亡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像花剌子模一样被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后,从肉体上消灭,亡国灭种;还有的像玛雅人一样,在西班牙人摧毁了他们的信仰、焚烧了他们的古籍、处死了他们的祭司、破坏了他们的文化之后,从精神层面被消灭。玛雅人从此开始四处流散,不知所终。乐观地说,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多、歷史典籍之完备、文化积淀之深厚,既然能在五千年的风雨中硕果仅存,似乎不会再有什么力量能毁灭这个民族的根基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列强的坚船利炮虽然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但「西学东渐」之风却并未能摧毁我们的信仰体系、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一直到那个以「无神论」和「暴力革命」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接管了中国的政权,中华民族才面临着诞生后最大的一个生死劫。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地理、经济和军事能力,而是他的信仰和由此派生的文化,否则就无法解释歷经将近2000年大流散的犹太人居然在1948年复国,重建以色列;更难解释这一蕞尔小国不但可以唤回中断两千年的春风秋雨,将漫漫黄沙的荒凉不毛之地改造为「流奶与蜜之地」,更可以在四次中东战争中抵抗住幅员相当于其五百倍、人口相当于其三百倍、有无法计量的石油储备以及由此换回的美元和先进武器的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 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多年,除了让八千万中国人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人头落地之外,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华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彻底「革了命」。不知道有多少大法师、大喇嘛、道士、牧师和知识份子,要么被中共「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要么放弃良心被中共统战。五十年的时间,足以给两代人洗脑。那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了佛教、道教、神仙故事、八卦周易、五行生剋、河图洛书等等都是「迷信」,孔孟之道都是「封建」,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观念。加上佛经道藏的艰深和古文的晦涩,即使我们有心复归传统信仰与文化,然而我们面前却横亘着五十年断裂出来的无法逾越的鸿沟。 一个民族信仰体系的解体,随之而来的就是道德体系的解体,和文化的迅速堕落。如果说在「六四」事件以前,共产主义说教还曾充当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替代品,「六四」后上臺的江泽民让共产党急速转变成为一个腐败专横和毫无道德可言的利益集团,从而宣告了共产主义说教的衰亡。知识份子这个本该充当社会良心的团体,被中共收买后反而为社会各种不良现象涂脂抹粉,发明「合理性解释」,并带动民间的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和享乐主义,嘲笑一切传统价值和道德标准,笑贫不笑娼。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恆也。」说白了,世间的事存在着一个相生相剋的道理,唯有相互制衡,才能永久不变。然而反观中国,此时对于道德体系的坍塌,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制衡呢?生命的堕落曾经让巴比伦亡于波斯入侵,曾经让辉煌一时的亚特兰蒂斯文明葬身于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下,曾经让耶和华降下四十昼夜的大雨,「使洪水氾滥在地上,毁灭天下」。那么中共的统治使中国滑到了怎样的危险边缘? 先贤们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在一个道德解体、问题丛生的社会惟有每一个人人心的改变与昇华,才能让一个民族走出覆灭的危机。 在古印度的婆罗门教走入末法之后,有释迦牟尼佛出世,创立佛教普度众生;当犹太人被罗马帝国征服,犹太教分裂为不同教派的时候,有耶稣降生于耶路撒冷,创立基督教救难脱苦;当中国处于春秋争霸,礼乐崩坏的时候,有老子和孔子出世,归正人们的思想。现代的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信仰已经走进了博物馆,是否也会有大觉者出世,斡旋天地,再造干坤? 法轮大法就是在这个时候悄然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从1992年5月开始,仅用了短短的七年时间,大法不但洪传至30多个国家,还在中国大陆吸引了上亿的人走进佛法修炼。他对于健康的改善还在其次,更为难得的是,法轮大法为中国人重新树立了善恶的标准——「真善忍」,并使修炼者自觉地依法修行,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善待他人,带动社会整体的道德昇华。 当社会学家还在争论如何让中国走向宪政、走向民主、走向法治或走向私有化,从而化解中国的社会危机时,挽救濒于沦丧的社会道德时,法轮功似乎漫不经心地把已经过社会检验并成为既成事实的答案放在了公众面前。 一个信仰体系的建立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释迦牟尼传法时曾得到迦毗罗卫国和摩竭陀国国王的支援;孔雀王朝崛起时,阿育王大兴佛教,才使佛教洪传到印度次大陆以外;佛教传入西藏时,得藏王松贊干布的鼎力支援;佛教在汉地得到过隋唐两代皇帝的支援;道教得到了汉、唐、宋、明等朝代皇帝的支援;儒教则自汉武帝以降一直是知识份子的根本学问。然而法轮功传出七年,却在没有任何官方支援、也不接受大企业和信徒捐赠的情况下,仅靠口耳相传,不但走向世界,更走过了过去宗教几千年才走过的路,在被中共蹂躏过的一片道德废墟上眨眼间重建了中国的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他的规模形成几乎一蹴而就。这不仅显示出法轮功的生命力,更彰显出他改造人心的力量非同小可。 可惜的是,中共内部的少数人从1995年就看到了法轮功的洪传势头,并开始着手打击法轮功。在法轮功学员的一次次善意说明下,一次次地化解危机,一直到1999年4月23日,天津员警暴力驱散、殴打和抓捕去天津教育学院出版社澄清媒体不实宣传的法轮功成员,才直接引发了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外震惊中外的法轮功万人上访事件。 法轮大法教导人珍惜生命,但是却也同时给与了修炼者不畏生死的道德勇气。「四.二五」事件可以说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展示了信仰的力量和法轮功的和平精神。江泽民曾经自信以倾国之力,可以「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在将近五年极为残酷和血腥的镇压中,这种不屈的力量和和平的精神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没有「四.二五」万人上访,法轮功学员反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再一次屈服于暴力强权,那就等于全体中国人都相信暴力重于真理,那么中华民族就不会再有任何道德復兴的契机,他的民族精神也就彻底死了,江泽民正是要把中华民族推向这样万劫不復的深渊。恰恰是法轮功的挺身而出,和他们用生命实践信仰的勇气,支撑起了民族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四.二五」的人员组成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有教授、博士、硕士、大学生、经理、外企职员、律师、军人、医生、法官、工人、农民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男、女、老、少遍佈各个阶层,这无疑是法轮功成员的一个缩影,折射出法轮功能够改变所有人的人心。法轮功为中国建立的信仰体系,使歷尽劫难的中华民族获得了内在的重生,而由此派生出的道德、哲学、文化和艺术体系必将造就新天、新地和新的中国人!正如李洪志先生所说「法轮转,新三才。」 (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4/4/25/n520145.htm (747)

章天亮:谁让暴行如此美丽

【大纪元4月8日讯】全世界最大的灭绝营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在这个集中营中曾经有数百万犹太人、斯拉夫人、蒙古人和中国人等惨遭杀害。当人们提到这个杀人魔窟的时候,脑海中很可能闪过的是高墙、电网、毒气室、焚尸炉,堆积如山的死人头发,一堆堆婴孩的小鞋,和一排排堆放着被窒息而死的人的尸体的砖房等等让人毛骨悚然的画面。然而谁会想到当初这里竟然诗一样的美丽! 当被俘虏的犹太人经过可能长达一个星期既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的旅行,在奥斯威辛走下货车的时候,说不定他们会眼睛一亮。在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外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坪,四周种着鲜花。有人拿着美丽的风景明信片走过来让他们签上名字后寄给他们的亲属,明信片上写道:“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有工作做,待遇也不错。我们在等待你们的到来。”在毒气室入口处的牌子上写有“浴室”的字样,乐队此时演奏起了轻音乐。乐队成员全都是德国人从囚犯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轻貌美的女郎,一律身穿白衬衫和海军蓝的裙子。当犹太人走进“浴室”的时候,这些美貌的姑娘们奏起了令人回忆起青春岁月的欢快曲调。善良的犹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将面临着什么,说不定还真以为德国人只是把他们带到浴室来消灭虱子呢。 死神就在犹太人放松警惕的时候降临了。当两千多人像沙丁鱼一样互相拥挤着走进“淋浴间”后,沉重的大铁门马上关上了,整个房间被密封起来。德国的勤务兵们站在被草坪和鲜花掩盖的通气孔前投下紫蓝色的氰化物,然后马上封上通气孔,一直到半个小时以后,所有的人都被毒死,才用抽气机抽掉毒气。这些尸体被立即运往焚化炉焚化,1944年的时候,奥斯威辛集中营每天要焚化6000具尸体。 令我们瞠目结舌的不仅仅是纳粹的残忍,更令我们毛骨悚然的是这些犹太人走进浴室前的那一刻。如画的风景、美貌的姑娘和欢快的音乐,竟然与恐怖的魔鬼共存。几乎是最高级的恐怖片导演都想像不出来的镜头,跨越了时空,又出现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1999年7月20日,自从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海外媒体不断披露出发生在中国的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中令人发指的血案,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被酷刑折磨致死,还有数十万人被关押,受到经年累月的苦役、洗脑和肉体摧残。他们所承受的痛苦要远比那些在毒气室中短暂挣扎后丧命的犹太人更为残酷。 2000年6月的时候,我曾驱车来到位于北京大兴县团河的劳教人员调遣处。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恐怕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下车的犹太人差不了多少。 调遣处的大门十分气派,外面有一个光荣榜,好像是说这个地方是什么文明执法的先进单位。高墙外是一大片绿油油的庄稼地,几个穿着囚衣的男犯人一边用水龙头浇地一边打打闹闹,笑声不断。我到的时候还是中午,四周一片静谧,轻风徐来,感觉这里比喧嚣的北京市区还要清静和凉爽一些。 那天中午,我和劳教所的干警有过短暂的对话。从看到的环境,我还是轻信了干警们确实是一群“文明执法”的人,至少从表面来看,酷刑、洗脑、苦役、打骂、体罚,乃至迫害致死等概念和这个到处种植着花草的花园般的地方相差太远了。而只有那些从调遣处的炼狱之火中走出来的法轮功学员,才能真正知道画皮的背后是多么可怕的魔鬼。 有一位从团河劳教所期满释放的法轮功学员叫赵明,是爱尔兰三圣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毕业。他在《团河劳教所“春风化雨”内幕》一文中说“团河劳教所的劳教人员宿舍中有鱼缸,有电视,有书桌,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组成的所谓大队里有图书室,劳教所的院子里有草坪、篮球场,养着鹿、兔子、孔雀、鸡,看上去像是个宁静的动物园。但暗地里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迫害从没停止过。”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这并不是个别劳教所的情况,劳教所的狱警说他们到南方的劳教所参观,发现那里的劳教所比北京的建得还要夸张。另外,劳教所系统的狱警开会地点都是在风景胜地,劳教所所长和一些警察还经常到国外旅游参观。” 就是这些诗情画意的地方,狱警们在对法轮功的镇压中,为迫使信徒放弃对“真、善、忍”的和平信仰,而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酷刑超过一百种之多。许多人耳朵被打聋,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齿被打断、打掉。头骨、脊椎、胸骨、锁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断。有信徒因不放弃信仰而被打得皮开肉绽、面目皆非,成为严重变形的血淋淋的人,此时还要被盐水浇身、用高压电棍继续电击,血腥味与肉糊味相混,惨叫声撕心裂肺。还有狱警用劲狠捏男信徒的睾丸,狠踢女信徒阴部。用十几根上万伏高压电棍同时电击,尤其是敏感部位,如口腔、头顶、前胸、阴部、女信徒乳房、男信徒阴茎、臀部、大腿、脚底,直至电击部位烧焦烧糊。用烟头、打火机、烙铁烧手、脸、脚底、胸、背、乳头和阴部等部位。对女性法轮功信徒进行强奸、轮奸和施加许多难以宣言、令人发指的性虐待。用刑具“恐怖约束衣”令信徒的肩、肘、腕处筋断骨裂,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诬蔑法轮功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用刑时间长者,背骨全部断裂,被活活痛死。还有将信徒浸泡在污水或粪水中,谓之“水牢”。其他折磨还包括竹签钉指甲,住天棚、地板和墙上长满红、绿、黄、白等长毛的房间,用狼狗、毒蛇和蝎子咬,注射摧毁神经的药物。以及其他种种我们因过于刺激神经而无法公开的千奇百怪的折磨。 在这次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人权会议,中共派出了500人的游说团,希望能够蒙骗国际社会中止美国对中国的人权谴责提案。也许中共的游说团中不乏巧舌如簧的政客、外交家,顶着“科学家”、“大法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爱国人士”,并竭力使世界相信,中国现在处在“人权最好时期”,但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想起奥斯威辛毒气室外面的美丽表演和毒气室内的痛苦挣扎。 2003年5月31日,布什总统在参观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后曾发表讲话说“这些场所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邪恶势力的罪孽以及人们制止邪恶的必要……这个地方还明确告诫我们,文明世界绝不能忘记这里发生的一切。” 我们不仅不能忘记那些罪恶,更不能忘记罪恶外面的美丽伪装。(http://www.dajiyuan.com) 4/8/2004 10:19:06 P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4/4/8/n505146.htm (746)

章天亮: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现况与展望(3)

四、维权的高度层面 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还有维权的第三个层面,就是维权的高度。 维权的长度就是指维护自己的权力,宽度就是指推己及人,那么高度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帮助中国重建信仰,帮助中国重建一个道德体系,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讲就是「向上攀登寻找神」。刚才有一点我没有讲。法轮功是一种信仰。他虽然是基于真,善,忍的一种信仰,是有神论的信仰。可是他对于正教,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犹太教,他都抱持包容的态度。 我本人对歷史文化很感兴趣,实际上我是学理工科的。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文理科分班,就是文科班和理科班分班。印象中就是一些不太聪明的人他们比较容易选文科,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人比较容易选理科,因为当时中国大陆有句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文明,它愈往前发展愈发展成一种感官文明,就是说越来越看重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说造一个电话、或者造一个汽车出来会被认为是了不起的发明创造。但是我们却愈来愈忽略精神文明,这种精神层面的文明。 西方有很多国家,他们很聪明的人都去学法律,去学社会学,去学心理学、哲学等等,中国的聪明人都去学工程,都去赚钱去了。中国大陆最近公佈了一个民意调查,这个民意调查讲的是民众最关心什么问题。或许我们会觉得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腐败问题,对政府不满。但是不是,中国大陆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风气问题,因为一个社会不是光靠法律来约束就完事了,社会是靠道德来整合的。人和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人和人之间最起码的关怀,我一出门,我不会觉得你骗我,我骗你的,我必须随时随地防着别人,觉得人都像刺猬一样,靠近的时候就可能会互相伤害。那这个时候,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 社会风气的败坏和人们心里的道德约束的减弱有直接的关系。西方的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能见的是不能见的所投下的影子。马丁.路德.金曾经讲过「你看见我的时候,你以为你看见的是马丁.路德.金,你不是看见了马丁.路德.金,你能够看见我身体,但是你必须明白我的身体不会思考,我的身体不会辩驳,你不能看见使我成为我的我,你永远无法看见我的人格。」 就是说一个人在社会上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是靠他的人格,他的信念去做事。如果一个人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觉得没有什么绝对的道德,那么这样的话,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有神论者,我个人认为有神论跟无神论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道德到底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问题。 比如说在有神论中,每一个宗教都会规定一些你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基督教他讲摩西十诫,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摩西十诫里面有一条就是不可姦淫,你不可以跟别的人通姦,不能乱来。佛教中有戒律,比如说你一入了佛教就要受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饮酒,不淫邪,不妄语,就是说不能犯戒。那么如果一个人他相信有神的存在的话,他会认为道德是绝对的。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做呢?因为神规定了不能做。按神戒命的不能做的话,就是不能做,它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任何借口都不能违反神的戒命。 但如果说一个人不信神的话,他会认为,比如说通姦这个事情,两个人你情我愿,无所谓啊,它只是一个社会道德,不牵扯社会法律问题啊,他会找很多借口,比如说,人是动物进化来的,所以说人会有动物性,人会控制不住自己啊等等,他会自己找很多很多这样的借口,这些借口如果在一个有神论的人眼中看,都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说在有神论的人眼中,道德是绝对不变的东西,而在一个无神论的人眼中,他认为道德是人来规定的,是人约定俗成的。只要大家认可,只要大家谁也不说这个问题不好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是好的,就是可以做的。这是对于人在道德约束方面,有神论跟无神论的一个最大区别。 对一个真正有神论的人而言,他又信的是一个非常正的信仰的话,他对于道德有一个非常好的约束。事实上中国五千年歷史一直贯穿着有神论。我们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都说自己是轩辕黄帝的后代,而轩辕黄帝是道家的始祖,「黄老道」嘛,「黄」就是轩辕黄帝。所以中国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道家文化;后来等到东汉汉明帝的时候「白马驮经」,在洛阳建白马寺的时候,佛教开始正式传入中国;那么在西汉汉武帝的时候「独尊儒术」,就是把儒家思想变成民间的一个主流思想。所以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也是儒释道并存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对民间的道德约束是非常好的。 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引进民主和科学,这对中国有神论传统已经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在那个时候有神论和无神论就局限在学术争鸣的范围内,你信你的无神论,我信我的有神论,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地共存。但是共产党在1949年建政之后,它用暴力把无神论强行推广到社会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它把寺庙拆毁,僧侣要强迫还俗,经书还要烧燬,然后用日復一日的无神论对民众进行洗脑,这样经过几十年,中国人整个的一个道德体系可以说是被共产党给破坏了。 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应该去追求钱啊等等,他会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约束,过去还有共产主义道德,什么我要大公无私,什么我要为人民服务等等,现在没有人讲这个了。现在共产党自己都贪污腐化了,老百姓看得很清楚,你再讲为人民服务,你别说老百姓不信,连共产党自己都不信。有神论也没有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破产了,这样老百姓就失去一个道德衡量标准,善恶评判的标准。所以说尤其是共产党故意地使得在中国大陆物慾横流,让老百姓陷入到一种物慾之中去,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民族,他的民族性就因此被毁掉了。 我认为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话,他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物质基础,就像郑义先生刚才讲的生态环境,你没有土地、没有森林、也没有水资源,你这个民族是基本不可能存在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基础,就是道德,只有这个东西才能够把一个民族整合起来。 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就很成问题了,生态资源呢,就像郑义先生写的《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那样,物质资源被毁得很厉害,物质基础被毁得很厉害。可是他的精神基础也毁得很厉害,所以中国在我来看就是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这样一个层面上吧。 法轮功的传出给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是什么呢?他在一片道德废墟当中重建了中国的道德体系。尤其是在文革之后,很多人的道德观念已经是愈来愈淡薄,你说「为人民服务」,别人就会笑话你,觉得你老古董了,讲这些东西不合时宜。如果一个人他不畏生死地去讲真话,大家可能会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你不要用鸡蛋去碰石头啊」等等,大家会用很多这样的东西去劝这个人。但是就是说,法轮功居然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面传遍全国,有上亿人去修炼,而且他们一旦修炼之后,他们真正能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要求自己。如果法轮功学员他们也是像那种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什么你不要跟他们去对着来,是鸡蛋碰石头啊,如果他们也是这样想法的话,他们就不会坚持到今天了。 而我们今天实际看到的情形是法轮功他们能够一直这样坚持下去,而且是用一种和平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现象透露出一个本质,就是说法轮功帮助中国重建了道德体系,所以说给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而这个道德体系重建的意义呢?我想这个社会虽然物质文明有极大的发展,但是却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不公,有很的战争,有很多的争吵,但是如果每一个人他能够真正的用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对别人宽容忍让,做事情能够先替别人考虑,那我想这些苦难就基本不会存在了。 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问题,问题丛生,包括拆迁户的上访,包括农民耕地被佔,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表象,而真正实质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不能见的东西造成的,而这不可见的东西就是人精神层面的东西。西方社会,比如欧洲跟北美在这一方面的话还是比较重视,所以在整体的社会道德可以说维持的相当好。 如果中国法轮功的维权运动他们能够取得成功的话,对这件事我是百分之百有信心,我非常乐观,这个维权运动一旦成功的话,会有更多更多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信仰自由,让他们可以去看法轮功的书,他会从中得到身体的健康,他们也会从中得到道德的昇华,这样社会会愈来愈向良性的发展,可以消弭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仇恨、冲突、争端,让这个社会变得愈来愈安定。所以我说法轮功的维权运动实际上有三个层面,他们真正在维权的过程中去实践神告诉他们的一些事情,他们真正在这个维权过程中能够重建中国的信仰,并且从根本上去解决社会问题。 法轮功好像没有什么心情,没有什么兴趣去维护别人的权力,这是一个表象。法轮功现在是受到残酷的迫害,尤其是中国大陆,他们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这个时候他们几乎是无暇他顾。但是法轮功他虽然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力,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会为中国社会带来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开明,更加包容的一个社会。也许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更多的苦难就会消失,因为道德的昇华,自然而然很多社会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所以法轮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从一个高度的层面去进行维权。 我就先讲这么多。 全文完@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4/4/8/n504585.htm (792)

章天亮: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现况与展望(2)

三、维权的宽度层面 同时,有些人他能不仅仅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是有一种博爱的精神,把对自己权利的维护推广到对更多人权利的维护。你比如说,我们讲到蒋彦永医生,他就是揭露SARS疫情的暴发,包括要求为天安门六四事件正名。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社会下,他这样做时要冒着相当的风险的。 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可能会因为一句话而丧失生命的。但是有很多人会像蒋彦永大夫一样,会站出来。包括蒋大夫今年上书两会,揭露六四屠杀案,这些方面都会冒着很大风险的。 我们经常会在个人利益和个人良知之间做一个选择,比如说,我说了这个话之后,可能对我利益方面造成影响。那么到底我是按照我良心行事,我去说这个话呢?还是我更看重我个人的利益,我不去说这个话呢?那么有的人,我觉得他们人格非常的高尚。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想:如果我说了这句话,我会受到什么伤害?他们把这个问题能够反过来问,他们想的是:如果我不说这句话,那么别人会受到什么伤害?我想他们的这种做法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吧,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别人的利益和安危,摆在自己的前面。 A.探讨民主 在维权的长度和宽度层面呢,事实上,中国很多人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在最近网上有一个作家叫郑贻春,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恢復法轮功合法地位》。这篇文章可以说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真言。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有些事说也说,可能风险不是非常的大。你比如说民主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海外的报纸上,有一些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的人权和对中国民主状况批评得非常尖锐的文章。但是呢,这些文章的作者却在大陆,比如说象刘晓波、余杰、东海一枭啊,我们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提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冒不冒风险呢?当然也冒风险,但是相对来说要小一点。 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民主这个事情,实际上中国政府自己也在说。只不过中国政府在谈到民主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是正面去讲,它说:「我们国家的民主应该改善,我们国家的人权应该改善,我们国家的法制应该改善。」当然中国话嘛,这个话一讲,大家也都明白,既然要改善嘛,当然现在就是不完善了。 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民主人权法治的批评呢,他们是从反面去讲。中国政府说我们要改善,知识分子说你这儿不好,那儿做得不好,就是採用一种很激烈的批评的态度去讲。就是说,知识分子所谈的这个话题,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是承认的:中国这方面确实是存在问题。 再有呢,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啊,他们要吸引外资,他们要维护一定的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在国际社会的面子,所以说他故意地留一些非常着名的异议分子,这样可以给外界留下一个中国政府还能容忍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这样的假像,给国际社会留下一个中国政府还比较开明,能够听得进去不同意见的的假像。但实际上,他们这种所谓的开明,所谓的宽容,只是针对那些非常着名的知识分子,因为有一些知识分子着名到全世界各地都有人知道,都有人在关注他们。那么你把这样的人抓起来的话,对中国的形象影响很大。所以说他对非常着名的知识分子,就是採取不断找你谈话,叫你说话注意点,或者就说监视居住,却不把他们抓到监狱里去。 B.探讨法轮功问题与探讨民主的不同 但是呢,知识分子为法轮功说话,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是一个最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把这个事情详细的说一下。 因为我们拿孙志刚这个案子打一个比方。在这个案子发生之后,民愤很大,当时胡温的新政府就把打死孙志刚那些人绳之以法了。而且经过审判以后,还有人被判处了死刑。大陆SARS疫情爆发之后,把张文康跟孟学农都撤职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责任人时候,他不会威胁到政治的管治威权,不会威胁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打死孙志刚的这些人,他们只是专制机器中的螺丝钉,把他们换掉,不会对政府的安全和稳定造成威胁,反而对政府来讲有好处。。胡温把孟学农和张文康撤了之后,国内的网站一片叫好之声,他等于是给了民众一点政府逐渐走向开明的希望。 但法轮功不一样,因为镇压法轮功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下令的。1999年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江泽民去开亚太经合会,他是亲自给各国元首递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99年10月份的时候,江泽民是第一个对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说法轮功是「X教」。在2000年9月份,纽约在开各国首脑峰会的时候,江泽民接受CBS的记者华莱士的採访时,公开的给法轮功造谣,说法轮功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就是说,整个中国的镇压都是从江泽民那儿下来的。那么法轮功在抗争过程中,採用一种很有趣的做法,就是起诉他们。法轮功不仅起诉江泽民,他们起诉了很多人,包括罗干、李岚清、吴官正,这都是属于政治局常委级别的。还有象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啊、现在的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副部长刘京啊等等,都是省部级的大员。 如果中国政府用处理孙志刚事件的做法处理法轮功问题,不是把打死孙志刚的兇手判刑的判刑,枪毙的枪毙了吗,那么在处理法轮功问题时,你能不能把江泽民抓起来,把罗干、吴官正都抓起来?那么他们可能就考虑,这样做会给政府带来管制危机的问题,当然他们可能是这样考虑的了。所以,江泽民说法轮功涉及什么「生死存亡」的问题,其实法轮功本来不是问题,是江泽民的镇压把法轮功变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一件牵一髮而动全身的大事。那么这个事情不是对中国「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是对江泽民「生死存亡」的问题。 江泽民打死那么多人,法轮功起诉你了,那么江就面临着一个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所以江泽民就很害怕,死死地抓住军委主席的位子不敢须臾放手,一秒钟都不敢放,因为他知道一放手,就是自己的末日到了。 既然法轮功对于掌握中国实际上最高权力的江泽民这么敏感,那么谁要为法轮功说话,这方面就不像人权、民主啊,可以去谈,可以打擦边球,可以跟政府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在法轮功方面是毫无妥协余地的。我举个例子,在湖北省有一个我们大纪元的专栏作家叫杜导斌,他曾经在网上写过几十篇的文章,抨击中国的专制制度,抨击中国的民主现状,抨击中国的人权恶化,他都平安无事。什么时候出现危险呢?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叫《良心不许我再沉默》。他把对法轮功的迫害罗列了一些,而且也呼吁民众行动起来去制止这场迫害,结果他就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公安局说他「越线了」。越了什么线呢?就是越了法轮功这个最敏感问题的线。 杜导斌被抓起来以后,在公安局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时候,检察院说证据不足。公安给他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检察院看了档案说证据不足给退回到公安局,就是检察院觉得杜导斌没有想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时候新华社就跳出来了。 新华社本来是个媒体,它不是司法机构,你又没有经过取证、质证,但是它就发了一篇社论,说杜导斌就是要颠覆国家政权。在中国这样一个宣传机器掌握在政府手里的国家,可以看出来,它对法轮功是非常严厉的,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 C.走出「禁区之禁区」和「恐惧之恐惧」 大纪元还有一个专栏作家,很年轻的,今年才21岁,叫杨银波。他就说他对于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公开呼吁,对社会底层的人也非常愿意接触,愿意去把他们的疾苦让很多人知道,但是他说,对法轮功问题我一直怀有一种「恐惧之恐惧」,因为法轮功是中国的「禁区之禁区」,民主可以算是一定程定的禁区,法轮功问题是禁区之禁区。 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说是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对法轮功问题保持一个距离的。但是经过法轮功这些年的和平抗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多的变化。 我们可以说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就是信仰「真、善、忍」。大家都知道,信仰这东西是具有排他性的。一般的信仰,像基督教、像佛教、像道教,都是有一定的排他性的,比如说耶稣就说「我是唯一的真神」,释迦牟尼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一般的宗教都是排斥其它别的信仰,排斥其它别的宗教。知识分子就用原来他们的观念去套法轮功,他们就说,法轮功万一以后,你们人数这么多,你们搞出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怎么办? 有人就在网上说,我们不喜欢共产党,可是我们也不喜欢白莲教。但是,他们经过这四年的观察,他们发现法轮功的学员他们根本就不参与政治,这是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从法轮功四年的抗争中他们得到的一个答案,因为如果说是想参与政治的话,有任何一个世俗目的去追求的话,他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说政府可以用世俗的办法去瓦解你。 譬如说,我这个人,我是为了追求权力来信仰法轮功的,那政府他可以用更大的权力来对我进行招安,对吧?如果我是为了钱去修炼法轮功,当然法轮功根本就不牵扯钱的问题,那么政府他可以用更多的钱来对我进行收买。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点点世俗的追求,政府就可以从世俗的层面去打击你。但是就是说,法轮功四年的抗争,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些人他们除了追求自己信仰自由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世俗的追求。他们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我们这个政府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机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发展生产,我们怎么样去丰富人的文化生活,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知识分子他们看到法轮功这种非政治化、非世俗化这样的一个特点。 同时,对法轮功四年来的和平抗暴的这种表现,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又非常钦佩。遍及中国这么多省市,遍佈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他们都为了一句真话,不畏生死的去讲一句真话,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是感到非常佩服,所以后来有个作家叫刘晓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独裁政权不准信仰的镇压之下,法轮功维权所表现出的坚韧和勇气,足以令自称有良知的知识届汗颜,说句重话,中国知识界对法轮功受到残酷迫害极其沉默,无疑是由冷血和懦弱所带来的巨大耻辱。」 这话说得很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维护法轮功的权力上,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中国的大地上站起来。比如说像余杰啊、像刘晓波啊、像杜导斌啊,东海一枭、郑贻春等等,有很多人吧,已经开始为法轮功公开讲话了。 他们为法轮功开公讲话可以说是走出了他们最大的恐惧。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对民主啊,人权啊,你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的话,不会给你带来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危险,但是呢,几乎你为法轮功一讲话,你马上就面临一个巨大的危险。那么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挺身而出的话,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让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了,因为法轮功就是一个最敏感的话题, 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中国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格因此而变得更加完整,变得更加高尚起来,他们真正在中国维权里头走出了一种恐惧,走出了一种困境。所以说,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对法轮功的认识可以说是愈来愈完整,比如说郑贻春先生他写的文章,他就提出不仅仅是要停止镇压,也不仅仅是要平反,他还呼吁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要对法轮功这些受迫害的进行国家赔偿,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进行集体忏悔。 也就是说,他已经跳出了过去简简单单的平反跟停止镇压的层面,他们已经上升到另外一种层面,就是要求你赔偿,还要求你忏悔,因为只有忏悔之后才能够保证类似的错误不再发生。因为象文革这样的灾难,中共都没有真正进行过忏悔。他们只是说文革这个事情「宜粗不宜细」,我们应该眼光放远一点,我们应该往前看,等等等等。它都没有对文革进行过那么深刻的忏悔,很多人对文革的反思都是民间的。比如说郑义先生写的小说《枫》,包括象老鬼写的《血色黄昏》等等,很多伤痕文学他们都是民间层面的反思。政府不允许你反思文革,包括原来有一个专门研究文革的人,叫做宋永毅,他跑到中国去收集文革的证据,后来就被中共逮捕了,因为各方的救援行动,被遣送回美国。 所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对老百姓进行过忏悔,你不进行忏悔的话,就等于说是一种忘却,让民族失去对歷史的记忆,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歷史的重演,对文革的忘却导致对今天法轮功迫害的重演。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要求政府进行忏悔的呼吁,就是希望这样的悲剧能够不再重演。所以说这些知识分子也好,包括民间一些人士也好,他们在维权运动中,他们克服了最大的恐惧,就是说他们在维权的宽度层面,能够推己及人,先考虑别人的安危和别人受到的迫害,并且大声疾呼。这些方面,知识分子也已经走得相当好,这是我讲维权的第二个层面。 (待续) (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4/4/4/n500525.htm (749)

章天亮: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现况与展望(1)

3月21日,美国「华府论坛」在马州洛城举办了一场有关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研讨会。以下内容由慈玲小姐根据当时的即兴发言整理,小标题为整理时后加上去的,仅作为一家之言: 谢谢主持人,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现况与展望」。这个题目事实上是让人感到非常沉重、非常悲哀的一个题目。因为我们在美国,恐怕任何一个人对一段话都耳熟能详,就是美国国父们在《独立宣言》里面讲的,「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为维护这些权利,人们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这是美国《独立宣言》中开篇的话。 从《独立宣言》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体现一种社会契约的精神,就是卢梭讲的社会契约。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政府?我们建立政府本身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我们的权利,也就是说维权本来是政府的责任。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探讨民间维权,也就是说当政府不能维护权利的时候,他不但不维护你的权利,反而去压迫你、剥夺你的权利的时候,那么我们民众就不得不自己站出来去维权。这就算是「中国民间维权」的起源吧! 那么从这个起源看,我们可以讲,虽然中国有那么悠久的歷史,那么多自豪的发明,在世界上也出现过很多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今天我们民间的权利却受到这样的一种践踏,这个事情是令人很沉重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的演讲基本上是想把中国民间维权做一个总结。我是借鉴了美国着名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一个演讲,叫做「完整生命的三个层面」。他所讲的这三个层面,就是指生命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就是我们目力所及的这个三维空间。我总结一下中国民间维权运动,我认为中国民间维权也存在这三个层面,维权的长度、维权的宽度、维权的高度。我下面会详细地讲。 一、2003年的维权运动 实际上这个维权运动为什么现在这么受重视呢?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在大陆暴发出SARS疫情。当时中国正在召开两会,江泽民就不许在民间扩散这个疫情的消息。但是这个传染病嘛,你不扩散关于它的消息,可是病毒本身还是要扩散,造成民间很多人发烧、咳嗽、住院,还有很多人失去生命的。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对记者的谈话当中,他还是採取隐瞒的态度,他说:「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在中国生活、学习和旅游,都是安全的。」因为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呢,他知道在另外一个解放军医院,就是309医院,死亡的人数就远远高于官方公佈的数字,所以他就写了封信给美国《时代週刊》。 这个事情让中国民众突然间认识到一个政府如果去剥夺民众知情权的话,那么给民众的生命都带来威胁。老子说「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大陆这次天灾加上人祸,却使老百姓从中意识到维护自己权益的重要性。 接下来就是爆出广东的大学生孙志刚,他是被收容遣送人员给打死了。大陆有一种制度,叫做「收容遣送」制度,就说你没有带户口本、身份证、暂住证什么的,就可以把你收容起来遣回到原籍去。那孙志刚是个大学生,他当然不服了,他就去跟那个遣送人员理论。结果他就给打死了。 这个事情在网上被爆出来之后,很多网友非常愤怒,在网上写了很多文章去揭露这个事情,后来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像去年除了SARS事件、孙志刚事件之外呢,还有网络作家被当局逮捕的事件,还有乙肝患者的维权运动,和一直持续的法轮功学员的维权运动啊等等。 在很多维权运动过程中,新上台的胡温政府啊,他们採取了一些跟江泽民不太一样的作法。你比如说SARS疫情,蒋彦永在揭露之后,他本人没有被中共抓起来,而且胡温政府还罢免了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孙志刚被打死这个事件呢,导致了胡温政府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民间从胡温这一系列的举措来看,他们看到了一种希望,我们先不讨论这个希望的真假问题,但是很多人感到政府在逐步走向开明。 海外有一种说法,说2003年是中国的维权元年,就是说中国民间真正开始去大规模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是这样讲的。那么我讲呢,中国维权运动实际上从刚才郑义先生的说法啊,可不只是去年一年而已,至少走过了几十年的歷程。 二、维权的长度层面 基本上,中国维权运动中的很多人他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从维护自己的权力出发所採取的一些行动。因为很多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比如人权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都有信仰的自由,我们都有思想的自由,我们有言论的自由,这个就是天赋人权。还有一些权力就是社会认可、法律赋予和保障的,比如我们的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不受侵害等等。 我们当然不主张斤斤计较,也在社会上提倡一种和平和宽容的精神,但是当权利受到违法的严重侵害,真正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我认为这里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维权的问题,同时他也是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甚至是维护人类的尊严。大陆有许多强制拆迁户上访,他们几乎已经被逼迫得无法生活下去,但是原因却是地产商与官方勾结,牟取暴力的结果。你比如说,我房子可以给人拆了的话,如果说我就默不做声,我就认倒楣了。那么这个拆房子的人就更嚣张,他还会去拆别人的房子。此时,我如果站起来抗争的话,我不仅是争取了自己的权力,而且同时也在帮助社会维持一个秩序,一个公正的秩序。这种基于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我把它归类为维权的长度层面。拆迁户的维权应该属于维权的长度层面。在这一层面,我认为适度的行为应该提倡。 (待续) (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4/4/3/n499996.htm (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