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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英雄之死——纪念刘成军

今天中午十二点,在华盛顿DC的中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刘成军先生的追悼会。之所以选在这个地点进行悼念活动,是因为刘先生于2002年3月5日在长春的八个有线电视频道插播了《是自焚还是骗局?》和《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等法轮功真相资料片,随后他被捕入狱,在歷经了21个月的残酷折磨后被迫害致死。 在美国歷史上也曾经有一位元资讯自由的英雄,叫做凯萨琳.葛莱姆(Katharine Graham),她曾经是《华盛顿邮报》的掌门人。1972年6月,当共和党总统尼克森谋求竞选连任的时候,五位潜入民主党总部「水门综合大厦」安装窃听器的男人被捕,后来其中有人招供他是为争取尼克森连任的竞选委员会工作的。这起重大的竞选丑闻被称为「水门事件」。尼克森总统随后被证明与这起窃听案有关,并一直在利用职权妨碍司法公正和干涉新闻自由。在强大的证据面前,尼克森于1974年8月宣佈辞职。 在这场长达两年的较量中,《华盛顿邮报》可以说孤军奋战,一直以第一版无情地刊登两名名不见经传的记者对水门事件的调查结果,而其他报纸却无一跟进此事。《邮报》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葛莱姆收到一些恐吓信,威胁她说如果关于司法部长米切尔控制着一个秘密基金用于侦察民主党活动的报导见报,她将受到难以形容的报復。米切尔甚至直接警告说,葛莱姆如果继续刊发这一报导,她的乳房「将被塞入一个巨大的脂肪绞压机」。而与此同时,涉嫌丑闻的尼克森总统却竞选连任成功。在葛莱姆后来的回忆录中,「我惊恐不已」和「我吓得发抖」这样的句子不断出现,可想而知她当时所受到的压力。幸运的是尼克森指示属下掩盖丑闻证据的谈话被录了音,而且录音带被找到,真相才得以大白。《邮报》也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中份量最重的奖项——公众服务奖。 「水门事件」和中国的「法轮功事件」相比,其相似之处在于都是涉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犯罪,其严重程度却有天壤之别。「法轮功事件」是江泽民一手策划的在中国歷史上波及范围最广的残酷迫害,因为中共歷次政治运动的直接打击物件从来没有达到一亿人之巨,如果加上这些人的家属,人数会达到几亿人,远远超过中共歷来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镇压比例。而这种基于人的最基本良知和信仰自由的迫害,造成了数千人死亡,而且这些死者无一例外地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而受到了灭绝人性的毒打和酷刑折磨,最终失去生命。同时还有数十万人仍然被关在洗脑班、拘留所、劳改营和精神病院受到酷刑的摧残。 为了镇压法轮功这个在道德上无可挑剔的团体,江泽民不得不命令所有媒体连篇累牍地播出诋毁法轮功的谣言,最终不惜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场「自焚」伪案,并嫁祸法轮功,以煽动起全民对法轮功的仇恨。此时,谁能揭开镇压背后的血腥,谁能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谁就是和葛莱姆一样顶着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压力,而还给民众知情权的英雄。遗憾的是,中国的所有媒体都是「党的喉舌」,不但不能公佈真相,反而在镇压之中推波助澜。对于那些被迫害致死和仍然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说,这些媒体都扮演了江泽民帮兇的角色。 长春电视插播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刘成军和他的几个朋友切开了有线电视电缆,而把法轮功真相的信号切入到千家万户,播送时间长达40到50分钟。 当葛莱姆披露「水门事件」的时候,尽管她受到了总统的压力和司法部的威胁,但是她背后毕竟还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可以主持公道,而当刘成军插播法轮功真相时,他面对的不是司法保护而是假借「司法」之名的迫害;葛莱姆可以自己作主决定是否继续刊出她的报导而让民众知道内情,而当刘成军第一次插播成功后,他却没有第二次说话的机会了;葛莱姆没有被扣上「洩漏国家机密」的帽子关进大牢,刘成军却被指控「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破坏了社会秩序,侵犯了公民合法的权益」被非法判处19年徒刑;葛莱姆是在揭示一个无涉人命的竞选丑闻,刘成军却在试图阻止数千人人头落地的血腥镇压;葛莱姆仅仅受到了口头上或书面上的威胁,而刘成军却在面对江泽民「杀无赦」的密令。 2002年3月24日,刘成军被绑架时,员警蓄意朝已被戴上手铐脚镣的刘成军的腿上开了两枪,造成刘成军重伤。中新网2002年4月1日的图片显示,备受摧残的刘成军显然已无力保持自然坐姿。此照片为一贯粉饰江氏集团暴行的中新网所公开发表,不难想像刘成军被摧残的实际情况一定更加严重。 5月初,刘成军被转到铁北看守所,遭酷刑逼供,被强制坐老虎凳52天。刘成军被非法审判时,是被人抬入法庭的。后来刘成军被非法判刑后关在吉林监狱。直到刘成军被折磨得脱相、吐字困难的情况下,吉林监狱仍然不让刘成军保外就医,最终他被迫害致死。 如果中国存在一点点的新闻自由,刘成军先生一定不必去做什么电视插播。他会以更大的道德勇气,比葛莱姆更加勇敢地揭示真相。 当2001年7月葛莱姆逝世时,小布希总统亲自致上悼文,他说:美国的首都和整个国家今日全体哀悼最令人敬爱的华盛顿及美国新闻界的第一夫人凯萨林•葛莱姆的去逝。她伟大的一生及影响力扩及许多领域,不管是对具有影响力的出版人、为善不欲人知的慈善家、具有非凡成就的企业女强人、普立兹奖得奖人、还是对挚爱她的朋友。 刘成军没有葛莱姆那么幸运,他的遗体在他去世七小时后被不法员警强行火化。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去了。刘成军不但没有得到象葛莱姆那样的荣誉,反而还被江泽民诬陷为罪犯。 在刘成军的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捨生取义的民族精神,更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为揭露真相不畏生死的道德勇气。歷史会见证法轮功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也许那时民众才会意识到「真善忍」对于一个生命的意义,才会瞭解到江泽民镇压的残暴和血腥,才会明白刘成军的壮举对于我们的民族意味着什么。 在北京,有一些道路是用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将领名字命名的,如张自忠路、佟麟阁路,为的是纪念这些民族英雄。我在大华府地区曾经见过一条以葛莱姆夫人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也许有一天大陆也会有刘成军路,以纪念这位元资讯自由的英雄。 我们还要努力把他的故事告诉给海内外的每一个人,尽早地结束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式的迫害,以告慰刘成军先生在天之灵。 谨以此文,献上我的哀思。@ 2003年12月29日于华盛顿DC (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3/12/30/n439450.htm (958)

章天亮:言论自由 否定专制

【大纪元12月23日讯】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12月20日下午在美利坚大学召开的题为「中国维权运动与新闻自由现状」中国问题研讨会,以下根据《大纪元时报》专栏作家章天亮先生的现场发言整理: 图片说明:大纪元华府日报总经理黄祖威博士主持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举办题为「中国维权运动与新闻自由现状」研讨会。 以下是《大纪元时报》专栏作家章天亮先生的现场发言。 ==================================== 一、中国现在是否存在自由? 我先谈一谈中国现在是否存在自由的问题。我们就先不说那些农民、下岗职工、爱滋病患者或者民工,他们的声音都是被彻底封杀掉的。我们就说说中共内部的那些高官,他们是否享有自由。表面上来看,他们享有不受任何制度和法律限制的绝对自由,好像想抓谁就抓谁,想打击谁就打击谁,但是他们和我们一样不能自由表达。你比如说镇压法轮功这个事儿,据我知道,当时中共内部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很多人都在想你江泽民镇压那些祛病健身的老头儿老太太干嘛呀?但是他们敢公开说出他们的想法吗?他们不敢。也就是说连他们自己体制内的高官都没有言论的自由。另外他们践行的那些超越法律限制的「自由」却是以剥夺其他人的自由来实现的,因此这种自由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所以他们也一直担心他们那些所谓「自由」行为的后果,比如会不会有朝一日被清算等等。 那么他们有没有变成一个好人的自由呢?很不容易。举朱镕基做个例子,他当总理的时候就说,以后他退了休大家能说他是个清官他就很满意了,因为周围的人基本上都是腐败分子,而且越是位高权重,腐败得就越深。谁洁身自好,谁就会被大家看不顺眼,会被抛离这个权力中心。如哈威尔所说:「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 有人说,现在的人在政治上比以前自由多了,比如以前你对中共一点也批评不得,否则就是张志新的那种下场,大刑伺候之后还要枪毙。这种看法也不全面。确实人们现在可以在私下里批评一下政府,但是这种批评——就算是在陈述事实,但也不能越界。这个界限就在于,你的话不能让很多人听到。言论自由本来就在于自由表达意见,大家公平讨论,不会因言获罪,可是别人连听都听不到,那么我的言论还有什么意义?还谈得上什么言论自由呢?看一看《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就会知道,真正对政府的批评只能陷于就事论事,比如指责个别官员的官僚、冷血,但是理性的分析是不允许的,如果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制度、指向执政党就更不行。否则就是删帖。那么这种留得下来的、能够被大家听到的批评,与其说是批评还不如说是在发牢骚更准确一些。而且牢骚发过了头,可能还会有网路员警找你的麻烦。要公开支持法轮功就更不行了,杜导斌不就是这么被抓起来的吗?只要还有人因言获罪,就谈不上什么言论自由。 那么中国的经济是自由的吗?也同样不自由,不能算作自由经济,而是官商一体,用权力洗劫百姓的经济。政府集中一切权力,垄断一切资源,可以随心所欲地上大工程,并从中收取回扣和好处;通过管制汇率把压力转移到农村和基层;通过操纵股市圈钱;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赤字、给公务员加薪等积极性财政政策等许多手段预支百姓的未来。而普通百姓哪怕只是想做小买卖,都要受到工商、税务、卫生、检疫、环保等许许多多部门巧立名目的盘剥。真正不靠贿赂政府官员和其他非法手段致富的人凤毛麟角,因此绝不是什么自由经济。 有人把中国这种专制制度形象地比喻为一个液压系统。液压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密封性极好,而且必须达到完全的封闭才能让整个系统有效运做。所以在中国,一切都是国家机密,一切都是黑箱作业。不仅百姓没有结社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会的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甚至连作为一个人最最基本的思想的自由都没有。法轮功成员遭受酷刑转化和洗脑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 我们可以这样说,「专制下没有自由」。在逻辑上,一个命题的成立连带的就是逆否命题的成立。「专制下没有自由」等价于「有了自由就没有专制」。实际上中共完全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对法轮功这么残酷的镇压,并且把法轮功视为对他们的政权生死存亡的威胁,虽然法轮功争取的仅仅是信仰的自由和个人健身的自由而已。 二、一句真话胜过千军万马 我说了,对中国这样一个液压系统型的专制社会来说,任何一个自由的突破都会造成这个专制制度的土崩瓦解。而言论自由常常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专制表面上强大,掌握着一切社会资源和暴力资源,但实际上胜负的较量并不是发生在我们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社会的力量对比上,真正的胜负手发生在——用哈威尔的话来说,发生在「社会的精神和良心的领域」。言论自由会打破中共当局用谎言编织起来的铁幕,而还给民众一个真实的世界。当这个真实的世界普遍为民众认识的时候,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潜在的力量。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吧,包括中共体制内部那些良心尚存的人,和它掌控的暴力机器都会倒向真理的一方。这种倒向完全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发生。只要时机成熟,一句真话的力量胜过千军万马。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发生政变,齐奥塞斯库被逮捕后枪决。这件事情非常有戏剧性,11月20日至24日,也就是政变发生前一个月,罗共十四大在布加勒斯特召开,齐奥塞斯库再次当选为罗共总书记。他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受到人们30多次的欢呼,称赞的口号更是不绝于耳。之前无论是罗马尼亚的国庆日还是齐奥塞斯库的生日,罗马尼亚都举行盛大的游行,人们向他欢呼致敬。 但是在1989年12月16日晚,在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爆发的事件点燃了罗马尼亚剧变的导火索。起因就是神父拉斯洛‧托克什,这位罗马尼亚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因多次发表反对政府和齐奥塞斯库的言论于11月经市法院判决开除公职、驱逐出家门,流放农村。拉斯洛抵制这一判决,躲到一所教堂避难,招来政府的强制性行动。16日晚,保护神父的市民与员警和保安人员发生冲突,造成不少人员伤亡,内务部宣佈在蒂市实行紧急状态,外界传说那里屠杀了上万人。这个消息传递到全国,整个国家的局势开始动盪。 21日中午,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齐奥塞斯库在大会上就蒂市局势发表讲话。在讲话还未结束时,与会者中就有人发出了嘘声。突然,广场深处响起了一声呼喊:「打倒齐奥塞斯库 !」声音越来越大,一些群众开始焚烧手中齐奥塞斯库的画像和国旗。局面立刻开始失控,齐奥塞斯库也从镜头上消失。齐奥塞斯库在逃亡的路上可以说四面楚歌,没有任何人对他提供任何帮助,他的亲信和军队纷纷倒戈或者不知去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句真话的力量。几天以后,电视里就播出了齐奥塞斯库被枪决的镜头。 那个第一个喊出了「打倒齐奥塞斯库」的人跟那个第一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儿一样,说出了大家想说但是不敢说的话。这就体现出言论自由的意义,只有达到言论自由,老百姓才能、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绝大多数人能够通过言论的自由传递就某个问题达成一种共识的时候,变革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这个「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我们保卫言论自由就为结束专制暴政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言论自由可以为真相和真理的传播提供平臺。像齐奥塞斯库就是犯了一个错误,他在群情激愤的时候,把人聚集在一起集会,结果一个人的呼喊被大家听到之后,就迅速传播为整个国家的呼喊。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不多,但是我们有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可以通过最先进的突破网路的技术,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到普通大众那里去。 三、言论自由对中国的积极意义 中国这个社会照现在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它的崩溃是必然的,一定的,而且会不期而至。像章家敦先生写的《中国即将崩溃》和郑义先生写的《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我们知道经济的崩溃和生态的崩溃必然带来社会的崩溃和上层建筑的解体。我们现在就要通过我们的传播技术把真相告诉给民众,一方面让他们放弃对中共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也传播一种理性的精神,尤其是真诚、善良和宽容的精神。 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很多先行者都会付出很多,甚至是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像杜导斌、杨建利、和事佬等等吧。在这个方面,法轮功的成员也做了很多巨大的付出,而且他们所传播的真相和「真、善、忍」的原则,为重建中国的信仰和道德体系、提供整合民族的文化、提供个体健康和社会安全的保障系统、消弥人心在中共长期谎言和暴力统治下产生的仇恨都发挥了极好的作用。 中国大陆有很多很有思想的人,我在海外也看到很多。他们可以说是中国人权和民主的启蒙者。但是仅仅有启蒙者是不够的。我们不仅仅需要中国的伏尔泰、索尔仁尼琴,还需要让这些启蒙者的声音能够被普通大众听到。中共现在用整个一套有系统的歪曲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去误导民众,也在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把国家和中共这个政党混为一谈等等。只有有了不同的言论,老百姓才能够听到不同于中共的声音。尤其是很多真理的声音才能在民间流传,并且整合民间的道德体系、信仰体系,并最终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想像,只有当真诚、善良、宽容、自由、平等、博爱和理性的精神成为主流的时候,中国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中共有一种非常迷惑人的说法,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仍然以生存权为第一人权。其实这个言论自由跟生存权一点冲突都没有,因为言论自由是消极自由,也就是说它不是要求你政府做什么,而是要求政府不做什么。什么也不做是最省钱的,而限制言论自由,就像中国现在30万网路员警和遍及全国的「金盾工程」才是要花很多钱的。这方面,胡平先生论述得很透彻也很精闢,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贵在坚持,并越来越形成规模。我相信,这个维护基本人权的运动一定会在客观上对结束中共的暴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倡导言论自由,同时我们的同盟可以做得很正大,绝不散佈诽谤和煽动仇恨,而且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我个人认为它就是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就谈这些个人看法。谢谢大家。 (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3/12/23/n435314.htm (860)

章天亮:善良的软弱强化了邪恶的刻毒

萨达姆被捕的时候显得老态龙钟,潦倒不堪。几个月的疲于奔命定然使他早已如惊弓之鸟,说不定他还觉得被美军抓住就算是做了个了断,为「从此不必每天再东躲西藏」而松一口气。布什总统已经公开宣佈他贊成将萨达姆处以极刑。不论结局怎样,作为一个屠杀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伊拉克人的刽子手,萨达姆的下场确实不太妙。即使他能侥倖逃过一死,也难免不在监狱中了此残生。 我在电视旁等待聆听布什总统当天中午发表演说之前,在ABC电视台上看到萨达姆温顺地张开嘴接受美国军医的口腔检查。这个昔日邪恶的独裁者已经气焰不在。我甚至在想萨达姆是怎么样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样的穷途末路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他的邪恶本性固然是他走向这个结局的必要条件,然而伊拉克人民的逆来顺受和民主国家的姑息纵容也成全了萨达姆的暴行。 苏联曾经有一个传说: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滔天罪行。该秘密报告使得世界上的人全面深入地看到了共产极权国家的非理性和非人性。然而,当时有人递上了一个条子给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当斯大林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赫鲁晓夫看到这个质问的条子,就问:「这个条子是谁写的?」台下没有人敢承认。赫鲁晓夫说:「我当时的处境就和你现在一样。」 赫鲁晓夫肯定觉得他是聪明的,他的「韬光养晦」和歷史的风云际会使他成了揭露斯大林滔天罪行的英雄。其实他更应该庆幸斯大林死得早,否则他可能早晚会向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这些克格勃头子一样被斯大林清洗掉。中国的林彪最后被老毛逼上梁山,走的是同一个路子。独裁者身边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因为独裁者对自己的权力没有安全感,当然觉得离他越近的人越容易「篡党夺权」。而一般草民就更没有安全感,在独裁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漩涡中,一不留神站错了队就很快会家破人亡。 每个人都觉得「枪打出头鸟」,如果谁先说了真话谁就会马上遭殃,但是每个人又都知道结束了独裁暴政,自己才能够踏踏实实地过上平安日子。这种既希望享受自由带来的好处,却又不想为自由付出的心态在客观上成全了独裁者,使得他们可以通过残暴镇压那些「自由的先行者」来震慑普通大众对自由的追求。从这一点说,每一个独裁统治下的人都应该省思自己的内心世界,也许我们不仅仅是独裁的受害者,我们也同时是良知的罪人。我们的沉默造成了那些先行者的悲剧,「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很小的时候曾经在《连环画报》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小的时候偷了邻居的一只鸡蛋拿回去给他的妈妈,他妈妈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把鸡蛋煮给他吃。受到妈妈的纵容后,这个人胆子越来越大,到他成年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盗。后来他被擒获了,判处了死刑。临行前他妈妈哭着到刑场为他送行,他说,「妈妈,我有一句秘密的话要告诉你。」他妈妈就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他一口就把他妈妈的一只耳朵咬了下来。然后说,「如果你在我偷了第一只鸡蛋的时候打了我一顿,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下场。」 呜呼,哀哉!如果说民众的抗议是内在的自下而上的抗争,那么国际上那些强大的正义国家完全可以从外面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如果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国际社会就抱着除恶务尽的决心,也许不会发生几十万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被萨达姆屠杀的惨剧。更进一步讲,如果国际社会能早一点结束对金正日的幻想,彻底拯救那里的人权灾难,也许就不会有百万北韩人饿死,两千万人还生活在地狱一般的恐惧和飢荒中;如果英法两国当年没有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怎么会有长达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千万人伤亡的世纪悲剧;如果国际社会现在能够团结起来,一起对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说「不!」,就不会有数千法轮功成员被残害致死,数十万人仍在拘留所、劳改营和精神病院遭受洗脑和酷刑、数百万数千万的家庭就不会因镇压而破碎。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是共产党的制度把人变坏了。」那么国际社会现在对邪恶的姑息怎会不纵容邪恶变本加厉?反过来讲,如果希特勒和萨达姆因为害怕正义国家不妥协的立场和声音,而不敢做下那么多的坏事,他们何必走到自焚而死或沦为阶下囚的命运?国际社会的态度如果能再坚决一点、再严厉一点,无论是对迫害者、被迫害者和正义国家自己,难道不是三全其美吗?在对待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国际社会是否有类似的教训可以吸取? 愿独裁国家的民众、正义国家的总统能和我们一起重温丘吉尔的这句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很容易避免,善良的软弱强化了邪恶的刻毒。」 @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3/12/18/n431879.htm (1405)

章天亮: 永远不要低估邪恶

2003年12月13日,曾经窃居伊拉克最高领导人位置24年的萨达姆侯赛因终于走到了他的末日,在家乡提克里特郊外的一个地窖中被美军活捉。据报道,萨达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看来他也知道正义已经部下天罗地网,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的。 当初美军开始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还在讨论是否应该採取军事行动的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担心战争会带来不必要的平民伤亡。我相信这些人都可能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邪恶知道它们见不得阳光,所以对消息的封锁就成了他们的生命线;当我们以百为单位去计算平民伤亡的时候,确认被萨达姆屠杀的平民却在以万为单位往上增加。用深受萨达姆迫害的伊拉克人的话来说,「还找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本人就是!」 据美联社报道,盖洛普公司本月初公佈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仅巴格达一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就曾处死过61000多人。萨达姆在当政时期曾进行过几次大屠杀,尤其是在北部的库尔德人居住区以及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居住区。美国称有大约有30万人被萨达姆政权屠杀,人权组织的官员称大约有50万人,而伊拉克现在一些政党的官员称被屠杀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作为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来说,我们有着最起码的道德判断和恻隐之心,但是这些却永远无法用来衡量那些杀人魔王的残忍暴行。我们无法想像纳粹德国竟然能够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在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四百五十万名犹太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吉普赛人和中国人;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政权竟然可以打着革命的旗号杀死两百多万柬埔寨人;当面对贝尔格莱德郊外的三个「万人坑」时,我们难以置信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上整天鼓吹的南斯拉夫「民族英雄」米洛捨维奇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屠夫;还有那个听任上百万北韩人活活饿死,却让厨师专门为他出国採购鱼子酱享用的金正日也绝不是什么好东西。 如果我们能够尽早地曝光这些独裁者的暴行,善良的人们就会尽早地团结起来,去结束这些在光天化日下发生的人权灾难。然而独裁者的消息封锁会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他们伪装出来的诚恳表情和满嘴人权法制的说词下轻信他们的谎言,或者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人的正常逻辑和情感。更可悲的是,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出于兔死狐悲的情结,也极力和那些或大或小的独裁者们一唱一和,似乎那些拯救人权灾难的民主国家才是造成平民伤亡的十恶不赦的入侵者。 萨达姆将和米洛捨维奇一样面临正义的审判,相信他们的暴行会再一次让善良的人们目瞪口呆。我们希望人们不要就此止步,而应该採取毫不妥协的必要措施把那些手上粘满民众的血,然而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的独裁者们都送上审判台,包括那个因为他的命令而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江泽民。 当暴行被中止时,人类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对邪恶的姑息才是最大的错误。我们不要对邪恶的存在视而不见,也不要低估它们的邪恶程度,更不要低估正义的力量。(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3/12/15/n429799.htm (857)

章天亮: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喝彩

毛泽东给郭沫若写过一首着名的诗说:「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从中共建政开始,三代领导人都干过焚书坑儒的事,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 焚书坑儒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现文化独裁。表面上看,文革时期的文化生活似乎是最匮乏的时期,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之后,文化事业彷彿有所恢復。其实这都是表像。拿寺院举个例子,这个地方本来是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文革时砸烂了寺院道观固然是文化的灾难,但是现在修復了寺院,这个出家修炼的地方却充当起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 偷樑换柱是中共最典型的做法之一,表面上形式不变,但却打着发展传统文化的名义,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彻底毁去,然后偷偷用「党文化」鸠佔鹊巢。 「党文化」的特点就是对中共自己、尤其是其领导人进行阿谀谄媚、歌功颂德;接下来就是对异己思想的大批判、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在这里,你不可能找到自由、平等、博爱和宽容。因为一方面「马列主义」传世100多年,根基尚浅且漏洞百出,如果没有暴力进行推广和保护而与中国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修炼文化进行平等的学术争鸣,「马列主义」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甚至连立足之地都很难找到。另一方面,「马列主义」却是中共执政的理论依据,因此其理论「权威」绝对不容挑战。 有意思的就是一门正教传世,其经书无论是《道德经》、《金刚经》还是《圣经》都是固定下来作为指导信徒修炼的最高经典。正如耶稣所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东方也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而马克思主义却恰恰相反,从一出世就被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们改来改去,还都号称是在「创造性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大家都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中共三代领导人的「创造性发展」其实都是在补那些不能自圆其说的漏洞,虽然他们的言论一代不如一代,而且更加漏洞百出。 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被「发展」得面目皆非,然而其本质毫无变化,仍然是一言堂、阶级斗争的那一套东西。文革算是中共本质的一次大暴露,随后的「六、四」和「镇压法轮功」,却展示出这样一个事实:领导人的面孔虽然换了,骨子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兇狠却一如既往。 与毛时代不同的是,江泽民的手段更加隐晦,而且通过丰富表面文化来掩盖专制镇压的血腥。一年一度「高唱主旋律」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成了江泽民脸上厚厚的脂粉。 与科学的发展一样,文化的发展同样需要一种哲学思想来指导。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人体修炼的基础上的,无论他的礼、乐、棋、书、画、饮食、建筑、衣着、茶道等等都包涵着丰富的修炼内涵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文化的道德起点很高,而且对人的健康非常有益,又能起到约束人心的作用,因此在我们漫漫五千年的歷史中,不但中华民族文化没有像其他古老民族一样从地球上消失,反而在歷经外族入侵后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凝聚整个民族的精神力量(详见拙文《绝境中的希望》之二http://dajiyuan.com/gb/3/11/27/n419428.htm)。 由于「党文化」背后指导思想——即马列主义阶级斗争那套东西,浅薄脆弱、捉襟见肘,这种文化也就只能成为毛泽东要求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而它採用的手法也仅仅剩下了「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好日子」之类的歌功颂德,和「穷途末路纸做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大批判。完全说不出什么像样的道理,也体现不出对生命和人性的尊重。新年联欢晚会可以说是「党文化」的全面展览。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支「文化的军队」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员警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中国人在共产党长期的文化垄断下已经越来越深陷其中而不觉。此时,新唐人电视臺主办的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可以说开了风气之先。这个晚会有三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 首先,新唐人电视臺是一家由来自两岸三地、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华侨联合创办的电视臺,独立于任何政府和组织之外,传播人权和自由等超越地域、政党和经济利益的普适价值。这里嗅不到任何「党文化」的气息,节目内容正大,形式清新,而且具有放眼全球的气魄。从去年二月通过卫星在北美开播后,电视臺不但在欧、美、澳、亚建立起四十多个记者站,更于今年七月开始通过四颗卫星转播将节目信号覆盖全球,其发展速度令人瞠目。 今年中秋节,电视臺在纽约举行联欢晚会时,吸引了两岸三地的各界人士。不同党派和政治理念的人都能与电视臺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其对海外华人的凝聚力由此可见一斑。本次新年晚会,电视臺在其广告宣传中诚挚邀请全球华人共襄盛举,并预计吸引数千万华人观看,晚会内容还将被制作成VCD在中国大陆传播。可以预见的是,以普适价值为理念,以正统艺术为表现的晚会,必然会开创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 第二、本次晚会将邀请世界顶级艺术家,包括华人艺术家在纽约曼哈顿的世界级剧场进行连续两天的演出。这将是华人文化第一次在世界一流舞臺全面展示的机会。新唐人方面已经宣佈这样的晚会以后每年都要搞,其手笔确实史无前例。 第三、也是晚会最大的特色——将会有法轮功学员中的国家级艺术家同台演出。法轮功在江泽民歷时四年半的血腥镇压中,一直坚持和平抗争的理念,争取信仰自由的天赋人权,这与新唐人电视臺倡导人权和自由的办台宗旨不谋而合。 中共在海外无法用暴力推行其党文化,因此就一直採用干预、收买和威胁的办法,散佈其谎言。在这种情况下,新唐人成为海外为数不多的敢于全面公正报导法轮功活动的媒体之一。此次新唐人邀请法轮功中的国家级艺术家参加演出,也是在向世人展示一个独立媒体的道德勇气。另一方面,法轮功在传世十一年的时间里,吸引了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各个种族、年龄和社会阶层的上亿人修炼,也体现出「真、善、忍」的普适价值。以此为指导的文化将会提供整合民族、重建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新的契机。(详见拙文《绝境中的希望》之八、Ahttp://dajiyuan.com/gb/3/12/3/n422656.htm) 中共之所以要垄断文化事业,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其文化是虚假和媚俗的,如果去掉华丽昂贵的包装,其内容没有任何内涵和说服力。因此只有靠暴力的保护把「党文化」封闭起来,它才能够存活。新唐人电视臺的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为打破中共的垄断和封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当全球华人凝聚在以普适价值为核心的新的文化体系下时,作为中共统治支柱的「党文化」就会自然消亡。 让我们一起为新唐人电视臺喝一声彩!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3/12/14/n429390.htm (735)

章天亮: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喝彩

毛泽东给郭沫若写过一首着名的诗说:「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从中共建政开始,三代领导人都干过焚书坑儒的事,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 焚书坑儒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现文化独裁。表面上看,文革时期的文化生活似乎是最匮乏的时期,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之后,文化事业彷彿有所恢復。其实这都是表像。拿寺院举个例子,这个地方本来是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文革时砸烂了寺院道观固然是文化的灾难,但是现在修復了寺院,这个出家修炼的地方却充当起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 偷樑换柱是中共最典型的做法之一,表面上形式不变,但却打着发展传统文化的名义,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彻底毁去,然后偷偷用「党文化」鸠佔鹊巢。 「党文化」的特点就是对中共自己、尤其是其领导人进行阿谀谄媚、歌功颂德;接下来就是对异己思想的大批判、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在这里,你不可能找到自由、平等、博爱和宽容。因为一方面「马列主义」传世100多年,根基尚浅且漏洞百出,如果没有暴力进行推广和保护而与中国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修炼文化进行平等的学术争鸣,「马列主义」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甚至连立足之地都很难找到。另一方面,「马列主义」却是中共执政的理论依据,因此其理论「权威」绝对不容挑战。 有意思的就是一门正教传世,其经书无论是《道德经》、《金刚经》还是《圣经》都是固定下来作为指导信徒修炼的最高经典。正如耶稣所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东方也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而马克思主义却恰恰相反,从一出世就被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们改来改去,还都号称是在「创造性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大家都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中共三代领导人的「创造性发展」其实都是在补那些不能自圆其说的漏洞,虽然他们的言论一代不如一代,而且更加漏洞百出。 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被「发展」得面目皆非,然而其本质毫无变化,仍然是一言堂、阶级斗争的那一套东西。文革算是中共本质的一次大暴露,随后的「六、四」和「镇压法轮功」,却展示出这样一个事实:领导人的面孔虽然换了,骨子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兇狠却一如既往。 与毛时代不同的是,江泽民的手段更加隐晦,而且通过丰富表面文化来掩盖专制镇压的血腥。一年一度「高唱主旋律」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成了江泽民脸上厚厚的脂粉。 与科学的发展一样,文化的发展同样需要一种哲学思想来指导。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人体修炼的基础上的,无论他的礼、乐、棋、书、画、饮食、建筑、衣着、茶道等等都包涵着丰富的修炼内涵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文化的道德起点很高,而且对人的健康非常有益,又能起到约束人心的作用,因此在我们漫漫五千年的歷史中,不但中华民族文化没有像其他古老民族一样从地球上消失,反而在歷经外族入侵后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凝聚整个民族的精神力量(详见拙文《绝境中的希望》之二http://dajiyuan.com/gb/3/11/27/n419428.htm)。 由于「党文化」背后指导思想——即马列主义阶级斗争那套东西,浅薄脆弱、捉襟见肘,这种文化也就只能成为毛泽东要求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而它採用的手法也仅仅剩下了「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好日子」之类的歌功颂德,和「穷途末路纸做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大批判。完全说不出什么像样的道理,也体现不出对生命和人性的尊重。新年联欢晚会可以说是「党文化」的全面展览。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支「文化的军队」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员警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中国人在共产党长期的文化垄断下已经越来越深陷其中而不觉。此时,新唐人电视臺主办的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可以说开了风气之先。这个晚会有三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 首先,新唐人电视臺是一家由来自两岸三地、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华侨联合创办的电视臺,独立于任何政府和组织之外,传播人权和自由等超越地域、政党和经济利益的普适价值。这里嗅不到任何「党文化」的气息,节目内容正大,形式清新,而且具有放眼全球的气魄。从去年二月通过卫星在北美开播后,电视臺不但在欧、美、澳、亚建立起四十多个记者站,更于今年七月开始通过四颗卫星转播将节目信号覆盖全球,其发展速度令人瞠目。 今年中秋节,电视臺在纽约举行联欢晚会时,吸引了两岸三地的各界人士。不同党派和政治理念的人都能与电视臺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其对海外华人的凝聚力由此可见一斑。本次新年晚会,电视臺在其广告宣传中诚挚邀请全球华人共襄盛举,并预计吸引数千万华人观看,晚会内容还将被制作成VCD在中国大陆传播。可以预见的是,以普适价值为理念,以正统艺术为表现的晚会,必然会开创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 第二、本次晚会将邀请世界顶级艺术家,包括华人艺术家在纽约曼哈顿的世界级剧场进行连续两天的演出。这将是华人文化第一次在世界一流舞臺全面展示的机会。新唐人方面已经宣佈这样的晚会以后每年都要搞,其手笔确实史无前例。 第三、也是晚会最大的特色——将会有法轮功学员中的国家级艺术家同台演出。法轮功在江泽民歷时四年半的血腥镇压中,一直坚持和平抗争的理念,争取信仰自由的天赋人权,这与新唐人电视臺倡导人权和自由的办台宗旨不谋而合。 中共在海外无法用暴力推行其党文化,因此就一直採用干预、收买和威胁的办法,散佈其谎言。在这种情况下,新唐人成为海外为数不多的敢于全面公正报导法轮功活动的媒体之一。此次新唐人邀请法轮功中的国家级艺术家参加演出,也是在向世人展示一个独立媒体的道德勇气。另一方面,法轮功在传世十一年的时间里,吸引了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各个种族、年龄和社会阶层的上亿人修炼,也体现出「真、善、忍」的普适价值。以此为指导的文化将会提供整合民族、重建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新的契机。(详见拙文《绝境中的希望》之八、Ahttp://dajiyuan.com/gb/3/12/3/n422656.htm) 中共之所以要垄断文化事业,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其文化是虚假和媚俗的,如果去掉华丽昂贵的包装,其内容没有任何内涵和说服力。因此只有靠暴力的保护把「党文化」封闭起来,它才能够存活。新唐人电视臺的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为打破中共的垄断和封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当全球华人凝聚在以普适价值为核心的新的文化体系下时,作为中共统治支柱的「党文化」就会自然消亡。 让我们一起为新唐人电视臺喝一声彩! (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3/12/14/n429390.htm (758)

章天亮:公审江泽民为讨还领土和结束人权迫害的第一步

在华府「审江大联盟」发起的「人权恶化的现状与对策」研讨会上,大纪元时报专栏作家章天亮表示,「全球公审江泽民」的活动不但可以清查江泽民私下将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出卖给俄罗斯的罪行,而且可以为讨还这些领土找到机会。同时,「审江」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结束中国的人权迫害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以下根据他的即兴发言整理: 我先简单地谈一下关于领土的问题。江泽民在1999年12月份的时候曾经和俄罗斯签署了「中俄边界新约」。他承认了从《尼布楚条约》之后,清政府和沙皇俄国歷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总共割让的土地,如果不算外蒙在内,大约有150万平方公里。这个事情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沙皇俄国从中国割让土地,割走土地的时候它是通过不平等条约:《瑷辉条约》、《北京条约》跟《中俄勘分西北约记》。这三个条约割让土地共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条约属于典型的不平等条约。 就从现在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来看的话:不平等条约它是没有甚么约束力的,对缔约双方是没有约束力的。而平等条约它是有约束力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土地是通过不平等条约拿走的话,那么是可以有机会讨还的。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失败之后,李洪章曾经和日本政府签订过一个「马关条约」,当时条约规定是永久割让台湾跟澎湖列岛。也就是说台湾从此之后再也不属于中国了,但是因为这属于不平等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它没有约束力,所以在二战日本战败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就可以把台湾收回祖国的怀抱。 所以我们可以把《马关条约》作为前车之鉴,那么《瑷辉条约》、《北京条约》跟《中俄勘分西北约记》这三个条约,它们跟《马关条约》是非常相像的,就是我们有机会把这个土地讨还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在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当时为了改善跟中国的关系,曾经在1919年跟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当时列宁就说所有从中国割让的土地,从沙俄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割让走的一切土地都可以全部无偿地归还给中国,这个是有据可查的。大家可以看一看《人民日报》上也有这样的关于列宁的对华宣言的记载。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完全有理由把这个土地收回。 但是江泽民在99年年底的时候跟俄罗斯签订的《中俄边界新约》呢,就把这个土地就永久的割让出去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公审江泽民,它对于我们讨还领土是有一定意义的。为什么有意义呢?因为江泽民在签订条约的时候,他是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签订的,而中国在1990年底时候,全国人大曾经通过一个法律叫做《缔结条约程序法》。这个法律里边规定了:有关领土和划定边界的条约必须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主席,你是没有权力把这个土地就转让给别的国家。因为这个土地不是你们家私人的土地,不是你们家后院,这个土地是全国人民的土地,那么谁有权力支配呢,从名义上来讲就是通过全国人民的代表这样一个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它才有权力来批准这样的边界条约。而江泽民呢,他显然是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表决,他签约本身就是违法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我们可以把江泽民送上法庭的话,从法理上来讲我们可能还有讨还领土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中国的人口有13亿还多。人口和环境、自然环境之间的这个关系,生态的关系是非常对立的、非常紧张的,中国人均佔有的资源是非常的贫乏,仅举可耕地面积来讲: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且大家知道西藏那边是不适合种庄稼的它是高原、新疆那边是沙漠、内蒙那边是草原而且沙漠化很严重,其实中国比较好的土地,适合于耕作的地方主要是集中在,除长江和黄河下游地带之外。就是松花江流域,再往北的话是黑龙江流域,那个地方是非常肥沃的土地,过去说是棒打匏子瓢舀鱼。而且那儿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石油跟矿产,那中国人口不断增加的话对生态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说中国经济要想发展的话必须解决人口与生态的问题。而那个地方,就是江泽民割让走的土地,那可能是中国最为宝贵的今后发展的空间,中国生态专家郑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中俄边界新约--斩断民族生路》就是以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路可能都要被江泽民断送掉。所以不管从情上、从理上、法上来讲江泽民割让土地这种罪行呢我们是一定要追究的。这是我要谈到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全球公审江泽民这个事情,对于现在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它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什么这样讲呢?刚才王先生,就是王能祥前辈曾经提到一个人。他是用英文讲的,我看到过那个人的书,就是马思洛的「层次需要论」:人一定是有精神追求的。人活着的话,他总是有一个目的:宗教情怀与生俱来。中共用无神论打破中国所有的宗教,清理掉所有的宗教后,它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准宗教组织,在中国为了填补人的精神需求,在共产党国家它有一个非常普遍、非常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造神运动,它要把不管是金日成也好、斯大林也好或者是毛择东也好,就包括江泽民它要拼命把自己塑造成神。它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填补人的这种精神需求,但是如果你要把领袖(领袖也是人嘛)造成神的话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点就是神是不犯错的。那中共採用的具体办法就是把自己变成道德的楷模,它自己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道德的解释者,比如说在宪法里边规定说你要爱党、爱社会主义,不管这个党堕落到甚么程度你也要爱它,这是它自己的一种道德价值观。第二点就是神是无所不能的。而中共极力在人前扮演它无所不能的角色,不管是从经济发展,它跟人民说你跟着的话我保证你奔小康,一年7%-8%的增长率,可以一块过好日子啊。不管是神五上天面子工程也好或者是内政、外交方方面面的,包括萨斯病它为什么要封锁,它都是要在民众面前表现出一切都在党的掌控之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党处理不了的。 这样的话它可以有效的填补人的一种,就是给人伪造出一种安全感,跟着党的话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而这两点,就是它自己塑造的道德楷模和无所不能两个形象,实际上是它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所以中共,不只是中共,歷届的共产党它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领导人在位时你是不能批评它的,因为它一旦犯错误的话,它这个权力合法性就没有了。所以说中共虽然也在不同的的场合,对共产党本身作过批评或者是说它对首脑的否定,就包括对毛泽东有限度否定,但这种否定都是内部否定,而绝不允许在外部去否定它的。 中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宪法的问题是不是完善哪,它的人权是不是很黑暗啊,或者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中国现在的专制制度会把人变得很坏啊,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觉得简直就是说问题多得无从下手。其实呢,起诉江泽民就是我们下手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从人这来讲我们可以说:擒贼先擒王,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全面的揭露江泽民它所做的一切坏事,不管是它出卖领土也好、迫害人权也好、对信仰的迫害也好,包括它的裙带关系,贪污腐败,从各个方面揭露它的邪恶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第一点打破了中共过去的宣传,也就是中共是道德的楷模。江泽民之所以拼命想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宪法中去,那是一个神位,一旦进去之后的话它就是名标青史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全面揭露它的话呢,就打破了它给人民造成的第一个假象:它是道德上无可挑剔的。 另外呢,如果我们真的能把它送上法庭的话我们又可以打破它的第二点:它觉得中共自己无所不能,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而现在呢,你中共的首脑都被送上了法庭,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啊?就从这两个角度来讲,「起诉江泽民」对中共来讲,都是一起他们可能会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也许我们主观上没想怎么样,但客观上确实可以动摇中国的这个专制制度,也可以推进中国的人权建设,那么很多的东西,比如人权这个问题解决的话,那么很多象自由啊、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呢可能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 「全球公审江泽民」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么多的人他们是被中共迫害的,可以说中共的手上是沾了这些人的血,他们是被镇压者、被迫害者,但是他们没有把中共当成敌人,他们没有抱着一种仇恨的态度来对待中共,他们採取了一种非常理性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大家有甚么事情,我们到法庭上把它说清楚。我说我的理,你说你的理。你比如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刚刚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在1999年的时候,它在奥克兰亲自向各国元首派发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那时候就可以看到它自己觉得理直气壮地这样做的。而今天的法轮功,就是在「全球公审江泽民」联盟中的法轮功的团体,他们说江泽民你觉得镇压有理的话你就到法庭上来,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它就不敢来了,这说明它确实没有任何可以拿的到檯面上的道理。 而这些起诉江泽民的人呢,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到处去喊哪,抱着一种很过激动手段,完全是採取一种理性的、和平的方法。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匡扶人间正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做得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给我们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或者是推进中国的一些,比如说宪法法制建设的话开创了一个非常好的路子。 我就讲这么多。 @(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3/12/6/n424791.htm (846)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五)

【明慧网2003年12月2日】】[作者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接前文) 八、法轮功――大中华复兴的希望 在前面提到的那些看似无解的难题中,除了生态问题属于物质领域之外(实际上也和精神领域关系极为密切),其他问题本质上都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信仰,可以重建我们的道德体系,使人和人回到互相友爱、互相信赖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这种信仰能带来和平,消弭人心中的仇恨,让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体谅和帮助;这种信仰让人从内心深处就满怀善念和宽容,并时时以诚信待人;能够教人远离贪婪,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能够互相扶持共度难关,而不是诉诸暴力为自己抢夺利益;能够教人敬畏自然,爱惜环境,等等等等,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彻底地解决了,而且是平稳解决,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生态危机。无论对任何人、任何政府来说,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天赐良机。 实际上,良机已经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这就是以修炼“真、善、忍”为核心的法轮功所提供的信仰。法轮功并非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来,但他却能不经意地顺带解决了这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让我们抛开中共的宣传,来看一些简单的事实,而答案就在这些事实背后。 A、法轮功迅速在中国重建信仰和文化 法轮功洪传迅速的事实人所共知,1992年从长春开始传出,到1999年镇压发生以前,中共下属的公安部调查结果是全国有近一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个数据还上了上海的东方电视台。 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事实背后的意义,那就是七年的时间,法轮功的团体不但从无到有,从国内传向海外,而且吸引了一亿人。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信仰能够有这样的发展速度,而且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做过一分钱的广告,也没有政府政策介入推广,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口耳相传。(这也打破了其他知识分子给中国找到的出路都需要中共自上而下地实行、而中共却拒不实行这一僵局。) 中国的道家修炼曾经在西汉初年、唐代、宋代和明代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推广;佛教修炼是得到了隋唐两代皇帝的推广;儒教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受到所有朝代政权的推广,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以及从宋代开始的尊孔读经、八股取士,曾使儒教的地位达到鼎盛;基督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就先后有礼部侍郎、太子太保徐光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重量级信徒,基督徒汤若望、白晋也曾经和康熙大帝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然而这些宗教少的经历了几百年,长的经历将近两千年的传教,现在在中国也没有达到法轮功在镇压前的规模。 这里反映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重建信仰体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俗话说“百年树人”,几百年、上千年的传播、礼拜、布道;统治者的倡导;信徒的捐赠;一批又一批的僧侣、传教士孜孜不倦地研究宗教经典;一次又一次民众持经问难的集会;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艺术上方方面面的支持等等,才可能让一门宗教为广大民众认识,形成规模。然而这个漫长的过程,竟然被法轮功轻而易举地跨了过去,他的规模形成简直是一蹴而就。 这除了凸显出法轮功强大的生命力外,他必然与民众潜藏心底的最深层诉求一拍即合。从法轮功信徒的人员构成来看,各个阶层、各种教育背景、各种职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从几岁的孩子,到90多岁的老人;从大学教授到目不识丁的农民;从政府官员、到商人、律师、军人、经理、医生到普通工人,都可以找到大批的法轮功追随者。 除此之外,法轮功从1995年开始传播到海外,到1999年,就弘传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98年3月到1999年6月,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东南亚总共召开过十多次有众多外国人参加的数千人规模的修炼心得交流会。许多白人和黑人为了学习法轮功,甚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在修炼法轮功的人中,不但包含西方各个种族,中国的蒙、回、藏、朝鲜等各个少数民族中,也都有大批的法轮功追随者。 这表明法轮功所传播的是一种普世价值,完全超越了人表面看到的一切人与人的差别。 正是这种普世价值不但在短短七年内迅速恢复了中华民族信神、敬神的传统;发扬了曾经辉煌、但在中共破坏下断裂乃至濒临灭亡的修炼文化;更具有深刻的道德感召力,而使修炼的人凝聚为一个整体。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共不对法轮功进行镇压,而采取允许其发展的态度,也许几年后,信众就会滚雪球一样发展到两亿、四亿、八亿……当然不可能全民都信仰法轮功,但是这个信仰会形成民族凝聚的强大力量。这样的一个国家绝不会成为分裂的国家,这样的民族也绝不会是一个分裂的民族。虽然,法轮功并非为国家统一安定的世俗目的而传,但是客观上却会起到这样的效果。 B、法轮功弘传奥妙何在 法轮功能够弘传奥妙何在?这是一个可以写一本大书的课题,而且恐怕只有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才有最终的解释权。这里我仅仅做一点简单化和世俗化的探讨。 法轮功有两个方面是最吸引人的。一个是他的原则,就是“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另一个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神奇的袪病健身效果,简而言之这两个方面就是“修”和“炼”。 如前面所说,中国的很多中老年人曾经经历过三年大饥荒、走过很多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苦日子,在营养不良又几乎没有劳动保护的情况下参加重体力劳动,身体的健康状况普遍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取消了城市人口用低工资交换来的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后,仍然只给工人很低的工资,甚至在买断了他们的工龄后让他们彻底失业,因此他们处在一种生病看不起的状况,从来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广大农村人口就更无法负担日益昂贵的医疗费用,而衰老却一天天降临。 被病痛折磨是非常痛苦的,而这些人却只能通过锻炼身体等方法尽量增加对疾病的抵抗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许多气功得以迅速普及,其动力就是人们对健康的追求。然而这些气功鱼龙混杂,真伪并存,还有很多骗子冒充气功师骗取钱财,另外许多气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疗效也并不太明显。法轮功就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出现了。他最初出现的形式与历史上很多正教出现的形式是一样的,就是给人解除病痛,且立竿见影。 健康的问题常常是许多人认识一门正教的缘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圣经》的《新约全书》中记述的那些有关耶稣治病的神迹。耶稣在传法前医治了麻风病人、百夫长的仆人、彼得的岳母、被鬼附身的人、瘫痪病人、瞎子和哑巴,并让一年轻女子起死回生,随后才差遣十二门徒把福音传遍四方。此外,象天主教明代传入中国的时候,第一个受洗的人也是个被利玛窦救治的患了不治之症的人。中国道家的一些流派一开始也是以治病的方式吸引信徒。 法轮功在传出的时候,李洪志先生曾经两次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并亲自动手给人治病。其疗效之显著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李先生也因此成为博览会中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在那之后,虽然李先生不再给人治病,但参加过李先生气功学习班和自己后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人,很快就体会到了法轮功神奇的治疗效果。许多曾经患过不治之症、被医院宣判死刑的人,却在修炼法轮功短短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中重获新生。 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界对当地法轮功修炼人群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被调查人数近三万五千人,其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8%以上,其中痊愈及基本康复率在70%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都迅速得到极大改善,在炼功期间他们能做到不需继续吃药和打针,而疾病不会加重与重发,反而身体状况越来越好;患有医学上认为的顽症、绝症或疑难病的学员也得到了康复;法轮大法修炼者普遍出现身体向年轻方向退的现象,许多老年妇女还会重来例假。(具体统计数据可参见“《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法轮大法武汉学员修心健身效果部分调查》、《[广州]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7.9%”》) 这些鲜活的例证对法轮功的传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一个人见证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后,他自然就会把这种改善告诉亲朋好友。而亲友之间天然的信任胜过任何广告媒介。更为重要的是,法轮功的学习和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和免费的,甚至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法轮功的一切书籍和音像磁带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修炼法轮功既不需要登记,也不交纳会费,来去自由。人可以在零成本、零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自由尝试,并会因此受益,从而把消息告诉更多的人。所以整个的传播可以说是指数型增长,在七年的时间就突破了一亿大关。 从这个角度来讲,法轮功袪病健身的效果有效地弥补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美国有一本杂志叫《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在1999年2月刊登的报道中说,朱镕基对法轮功的这种健身效果非常赞赏,因为如果有一亿人在修炼,而每个人一年节省1000元医药费的话,一年国家就会省出1000亿元。无疑,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巨大好处的事情。 当然,袪病健身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练一练法轮功的动作就可以的,法轮功也不是为了给人治病才传出来的。袪病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要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约束炼功人的行为,而得到了健康身体却是修心向善的副产品(这里面的奥妙原因需要读者自己去看《转法轮》才能了解)。也就是法轮功把道德的提升看得非常重要。至少从字面上看,做到“真”,那么就不能说假话,欺骗别人;做到“善”,那么做事情就要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不能欺负别人;做到“忍”,那么遇到矛盾时,就要宽容大度,不和别人一般计较。 在法轮功的修炼人群中,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水平要远远高于社会上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同时,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于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道德衡量标准。这些都有助于约束人的欲望和不好的行为,把社会改变为一个更加祥和、充满信任和关爱的社会。这是一种无价的无形资产。 法轮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遇到矛盾的时候,无条件地向内找,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去改掉它。因此,修炼的群体是个人人锋芒内敛的群体,这样的群体自然不会互相伤害,也不会伤害他人。与这样的群体接触,人是很容易产生安全感的。 对人身心两方面的改善(有时,这种改善还包含着更深的内涵),成了法轮功对信众的吸引力所在。可以说,他在客观上有效地满足了人对个体健康和社会安全感两方面的追求,而这两点一定是人生活幸福的基础。 C、法轮功的和平精神 法轮功认为“宗教和政治是不能够合一的”(见《精进要旨》之“大法金刚永纯”)。虽然法轮功并非宗教,但他也有严格的规定不许信徒借法轮功参与政治。李洪志先生还告诫弟子说:“弟子们切记,无论将来有多大政治与权势的压力,也不可以为政治权势所利用。”然而在中国就是这样,中共是个“讲政治”的党,你不参与政治,但政治却要来参与你。从法轮功传出后不久,中共就派出特务打入法轮功内部,几年下来虽然没有发现法轮功任何的违法行为,但却发现这个团体已经成长为一个数量超过中共党员人数的团体了。 如前所说,中共不希望中国出现一种人们真心相信的有神论学说,也不希望这个社会是个人们互相关怀和信赖的社会。虽然法轮功不会对人间权力感兴趣,但是对那些权力来源没有合法性的独裁者来说,却会把任何大一些的民间团体视为威胁,因为他们自己的权力是偷来的、骗来的,没有安全感的。同时,法轮功学员在修炼后日益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廉洁自律,会自然反衬出这个腐败政党的堕落和其某些成员(包括一些“领袖”)的低下人格。 就这样,中共党魁江泽民在1999年7月下令取缔法轮功,所有传媒上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谎言、诋毁、欲加之罪,所以镇压者也决不可能允许国际社会进行公开和公正的调查。而面对维护自己最基本信仰权利的法轮功上访者,镇压者也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与法轮功公开辩论,所以一切的媒体都被中共严厉控制,只能发出江泽民这一种声音。江泽民一定曾经自信,在他掌握了全国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源、一切媒体和暴力机器的情况下,对这些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为信条的法轮功学员来说,“三个月消灭”绝对没有问题。 然而江泽民显然低估了信仰的力量。法轮功从前赴后继地走向天安门请愿发展到了在全国通过各种方式揭穿江氏谎言。此时的江泽民已经骑虎难下,谎言一旦戳穿,他给自己编造的“伟光正”光环就会破产,同时他会被追究镇压责任。所以他除了继续给法轮功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之外,动用了拘留所、劳改营、精神病院以及古今中外摧残人肉体和精神的最野蛮酷刑对付不肯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仅仅透过层层封锁而传递到国外的数据就显示有超过八百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这场镇压已经整整持续了四年多了。每个人都会从这场正邪对比黑白分明的较量中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法轮功虽然被打死了那么多人,虽然有数十万人被关到劳改营里受到洗脑和酷刑,虽然有那么多人家破人亡,虽然有那么多人被剥夺了一切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法轮功却从来没有诉诸暴力。如果看一看这些虽然老实、但并不懦弱的信徒的内心世界,我们看不到仇恨和仇恨的酝酿。一直到今天为止,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对江泽民及其帮凶的法律起诉也都不是为了仇恨,而仅仅是为了还法轮功的清白,仅仅是为了营救那些仍在狱中备受摧残的同道,仅仅是为了人间正道。 毫无疑问,事实已经证明法轮功团体是一个理性的、有节制的团体。针对那些真正在这场迫害中手上粘血的凶手,他们公开诉诸法律渠道寻求公正惩罚,而对于那些在迫害中轻微犯罪的人以及被谎言蒙蔽的普通民众,法轮功信徒不断以各种方式和他们接触,告诉他们法轮功真实情况,并规劝作恶者赶快悬崖勒马。 法轮功的和平精神在这场极端残酷的镇压中表露无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场镇压没有发生,而法轮功真的成为一个很大的团体,那么这个以理性、诚实、慈悲和宽容为原则的人群必然对中国可能发生的一切摩擦和动乱起到巨大的润滑、缓冲和消除作用,这就是社会安定的最大因素。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将受益。所以有人说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对法轮功镇压的荒谬和邪恶也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