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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四)

【明慧网2003年11月30日】作者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接前文) 六、仇恨的发作 网上曾经流传一篇中共杀人纪录,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八千万之巨,可以说血债累累。比如中共在大陆刚刚夺取政权就以“镇压反革命”等名义处决了四百万人。接下来反右斗争中抓了二百多万右派,数万人自杀或非正常死亡。从1959到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中国人。文革时迫害致死的至少数百万之众,牵连上亿人,并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六四”事件更是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当着全世界的面杀人。连林彪自己都说,今天一小批,明天一小批,加起来就是一大片。仔细算下来,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到过中共的迫害。 中共一直对“阶级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被这架绞肉机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除了肉体折磨之外,更厉害的是精神迫害。刘少奇临死前还要被强迫听中共“九大”将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无论谁被中共指为阶级敌人,最亲爱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必须马上与他划清界限。还有没完没了的“批斗”、“公审”、“认罪”、“检讨”,把一个人的人性和尊严彻底摧毁。 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生活,每天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残酷现实,如果不与那些迫害者变得同样残忍,就必须变得麻木。在有神论的人眼中,人命至重,人命关天。在无神论者的眼中,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恩格斯语),人死了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一些蛋白质的存在形式改变了而已。 在欠下累累血债后,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一旦失去权力,无法用掌握的暴力机器保卫自己的时候,遭到老百姓的清算,因为中共自己就一向教育民众“血债要用血来偿”。在传统文化被破坏之前,“人命关天”的概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约束民间行为。许多人也把人世间的苦难委之于命。但是,当“无神论”的宣传不再让人敬畏生命,而人性中恶的一面又被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放大和放纵,仇恨就变成了可以吞没人的理智、而让人疯狂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仇恨尚未发作的原因是中共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把所有的舆论工具和暴力机器抓在手里。在中国,老百姓虽然知道党内的黑暗,但大多数是从自己亲身经历出发,没有对中共逆天叛道、腐败、残忍和累累罪行的全面认识;中共暴力机器的严厉镇压,更让老百姓对自身受到的剥夺敢怒不敢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重大的天灾、生态崩溃或经济崩溃都在所难免,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管制失灵。在生存都成为问题的一片混乱中,军队和资讯都将失控。 资讯的失控,会让老百姓全面认清中共的罪恶;军队的失控,会让老百姓认识到“翻身”的时刻终于来了;加上全民破产,生活失去着落;生态的崩溃让整个民族失去了前途和一切希望,此时绝望中的民众自然会把一切不幸算到中共的头上,并因失去道德、信仰和文化的约束而在仇恨的驱动下把普通党员视为复仇对象,重演土改时的杀人惨剧。到时候,且莫说中共贪官,即使是那些稍微富裕的人也会成为洗劫和打击的对象。 在假恶斗成风的社会里,仇恨的发作会使人做出极其激进和危险的行为,同时法律体系失控,做坏事无法得到立即有效的制止和惩罚(这也是中共一直以行政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造成“有法不依”的恶果),人在中共长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身教和无神论“洗脑”下,无法用理性约束自己,会在社会上形成恐怖氛围。在人人自危的心理下,人们可能会出于自保的目的而以家族或村落为单位联合起来(SARS爆发期间曾经出现过这种联合的雏形,因为对外面的人无法信任),慢慢发展出一些黑帮化的团伙,社会治安从此不可收拾。 七、民主的滞后性和短视性 与专制制度相比,民主的优越性无疑是巨大的,比如制度透明、媒体监督、权力制衡等。在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有很多,在此不赘述。 同时也必须看到,民主并不是万灵药。正如丘吉尔所说,民主只是所有坏制度中不太坏的一个制度而已。我们不谈民主不象一种信仰或者宗教一样可以约束人的物欲,因为在政教分离的社会,信仰问题本来也不是民主要解决的问题,而要谈谈另外两个问题,是民主社会的先天弊端。 一个就是民主的短视性。比如一个人当总统只能干两届,那么争取连任当然成了第一届的一个重要任务。在物欲越来越流行的现在,拼经济发展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拉选票手段。这会派生出许多短期行为,比如为了从中国拿到廉价商品可以姑且把人权问题束之高阁,或者仅仅在嘴上做一个姿态。至于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比如中国因为成为世界加工厂而生态急剧恶化会不会危及我们的子孙;中国会不会利用从我们这里赚到的钱去发展它的军工等等,那么都留给下一届政府吧!这就是一种短视的做法,虽然短期红红火火,但是长期的危害却非常之大。 另一个就是民主的滞后性。确实在民主国家,百姓可以通过弹劾总统的办法让他下台。但是往往一些问题和严重后果是在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发酵出来。此时,再吃后悔药就来不及了。好比当年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养活了希特勒,给全世界带来了长达六年的战争和数千万人伤亡的惨剧,但当年绥靖政策还是很受欢迎的,《慕尼黑协定》还曾经被认为是给“整整一代人带来的和平”。一直到二战爆发,美梦才被惊醒,可惜为时已晚,虽然张伯伦下野,丘吉尔上台,但大错已经铸成,战争已无可避免。 解决中国的问题仅仅依靠民主还远远不够。同时,民主仅仅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一种文化。如果在中国立即实行民主还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因为缺乏统一文化而民族四分五裂的乱局。另外民众在刚刚获得民主,但一直没有必要的信仰、法制和理性观念引导的情况下,残酷清算的激进思想可能会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而使中国被复仇主义所笼罩。让社会再次平息下来,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中国的生态和经济是否还给我们的民族留下这么大的动荡余地,都是一些未知的变数。(待续) (725)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三)

【明慧网2003年11月29日】[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五、无神论的恶果 从进化论中派生出的无神论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石。在共产党的说教中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天国,所以它才要建立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就连国际歌里也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共产党从进化论中进一步发展出了被他们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套东西,也就是人类社会也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而“社会主义”就是“进化”的结果,“共产主义”更是社会“进化”的最高形式。 这种共产党自说自话,没有经过任何实践证明的无神论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和真正宗教信仰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人作为神所创造的万物之灵,从内心最深处还是渴望神的眷顾和生命的永恒,这种自发的宗教情结唯有信仰能够填补。共产党虽然在宣传无神论,但同时它又把自己打扮成神,打扮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领袖,以填补人的信仰需求,这就是共产国家最最常见的造神运动,或曰“个人崇拜”。 在一个社会中,道德是约束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而道德却是神给人制定的。共产党在打倒了人对神的信仰之后,就自己摇身一变成了道德的化身,并拥有了对道德的解释权。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永远“光荣正确”,死不认错(它认错也是不诚恳的,而且是为了继续证明自己“光荣正确”的,所以算不上真正的认错,比如它虽然否定文革,但却绝对禁止民间深入反思和讨论文革)。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中,经常出现“社会主义道德”这个词,似乎原本是普世价值的道德在这里具有了阶级性。而是否“热爱社会主义”竟然成了衡量一个人道德与否的标准之一。而且中共自己对道德的定义变来变去,最后似乎变成了只要和党保持一致,就是最“道德”的人,哪怕这个党已经堕落得五毒俱全。 共产党的这种说教是经不起推敲的,更不符合它自己一贯宣扬的“科学”精神,在许多方面无法自圆其说,而它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修炼文化作为传统的民族,和几亿曾经深受“儒、释、道”信仰影响的人群。因此,为根除有神论对中国人的影响,中共除了砸烂传统文化之外,在建政之初,还给寺院、道观、修道院和民间的修行人士扣上种种帽子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并派它的地下党员打入宗教团体,把佛、道、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彻底“统战”在中共旗下,接受中共的领导。中共这种打着宗教旗号反宗教的“宗教灭绝政策”使中共本身成了中国超越一切宗教的准宗教组织。这一极具邪教特征的“准宗教组织”因为知道自己的理论漏洞百出,因此具有鲜明的“排他性”。 一个保持了对神自由信仰的社会是一个“博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爱”(关怀)是社会关系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造物主创造和赐予,因此人心中会知道尊重生命,也会敬畏和爱惜神为人创造的自然界,在神的面前众生平等。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信赖,会形成一种独立于共产政权之外的凝聚力,这是共产政权最不愿意看到的。 对神的信仰,会给人一个不同于共产党说教的价值判断,而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和紧密关系又会使真理的传播变得非常迅速。这会极大地威胁到中共掌权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共采取了一个系统的办法把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无论谁说了什么,别人都会怀疑。 其中一大发明就是上面定一个“阶级敌人”的百分比,然后让下面去抓。比如一个单位有1000个人,一定要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那就是50人。但是人人都知道,在共产党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的国家,谁要是被党定为敌对分子,那就意味着一生幸福的完结,从此在万人唾骂中苟延残喘。但是上面定下来了这个指标,不抓又不行,领导不抓领导就得自己去填补这个指标,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互相揭发,只有揭发了别人才能保住自己。被揭发的人除了拼命辩白外,还要揭发别人“戴罪立功”。这样仇恨很快就在群众中煽动起来,在政治斗争的大环境下,即使亲密如父子、兄弟、夫妻也无法信任。这一套花招,共产党玩儿得炉火纯青,民间称之为“挑动群众斗群众”。 无神论的宣传灌输使大多数老百姓在人性被中共“异化”、“奴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最后的道德防线。尽管有一些有识之士,可以清醒地看穿中共的这套把戏,但是他们的声音却被中共彻底封杀掉了。同时,当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的时候,中共强大的专政机器是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各个击破的。 在“六四”事件以前,中共还有一些理论说教,蒙骗了一些人。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了。中共已经不可能再发明出什么理论学说统一思想,此时中共的策略就变成了让人根本不去考虑精神领域的追求而完全沉迷于物欲的追求和满足中,以免民间或外来的民主启蒙或信仰启蒙会逐渐整合成新的意识形态,挑战中共的权威。 无神论的一个恶果就是人失去了“作恶会遭报”的概念,而敢于为所欲为。穷惯了的中国人在“不管白猫黑猫”的利益驱动下迅速演变为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这里的“娼”不仅是指那些出卖肉体的妓女,还有那些出卖灵魂为中共政权涂脂抹粉的“知识分子”。同时,为追求利益,中国人开始了对自然界和对同类的疯狂掠夺。对自然界的掠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态灾难,而对同类的掠夺使全国各地假货横行,从毒米、毒面、毒油到假烟、假酒、假药,从商品造假到文凭造假,坑蒙拐骗、五毒俱全,只要能赚到钱可以不择手段。人的自私心理急剧膨胀,一切以个人安危和享乐为中心,缺乏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和关怀。 同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用卑鄙手段对待别人时,别人也会这样对待自己;当自己看到一个落水求救的人、或者流氓当众强奸妇女而默不做声的时候,如果自己落难,也同样不会有别人施以援手,因此在社会上人人自危。 共产党虽然靠无神论和拜金主义把全体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可以收买、恐吓、各个击破,从而延续了自己的统治,却让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和道德成本。“六四”以后,江泽民用最卑鄙的手段继续延续中共的生命,但却是以彻底毁灭整个民族的前途为代价的。(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29/61328.html (770)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二)

[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三、全民破产 中共在当初夺取政权的时候号称要建立一个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公有制经济,实际上他们也是在这个幌子下把一切财产收归国有,对于地主、富农、民族资本家和小资本家进行镇压,关的关,杀的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除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所有的工人、农民和那些曾经比较富裕的人都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不过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人作为城市人口还是以自己毕生只得极其低廉的工资为代价享有政府福利性的廉价住房、养老金和公费医疗等社会保障。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保障体系全面瓦解,工人不但丢失了铁饭碗,而且丢失了政府曾经许诺给他们的一切福利待遇,而陷于几十年来农民一直处于的自生自灭状态,生不起病、住不起房,“一生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子女都下岗。” 一个人能够生活下去至少需要有希望和未来。当他想“我明天要干什么”的时候,最起码他得有明天。也就是说,对未来的安全感非常重要。但由于政府不提供社会保障体系,城市人口只能从极为有限的收入中拿出来一部分存进银行,希望靠存款给自己提供一点安全感。而中共为了维持其经济繁荣的假象,却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存款借贷给那些经济效益极差的国有企业,或者那些依靠贿赂而与政府高官建立了良好关系的私营企业主。这些钱因为收不回来而变成了坏帐。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全部破产,每天靠挪用老百姓的存款和外国公司的巨额投资混日子。中共内部的高官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正亲眼看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经济大厦摇摇欲坠,那么他们最大的希望就变成了力争在经济大厦坍塌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贪污最多的钱,然后逃亡国外隐姓埋名过上逍遥日子。被枪毙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就曾对其情妇说:“共产党早晚会垮台,最多大概只有十年时间,我们要为自己留后路,如果共产党垮了台,出现象前苏联那样的局面,没有后路,大概只有去给人家看大门。” 用政论家胡平先生的话来说,中共贪官不是在“腐败”,而是在“抢劫”。他们有许多我等平头百姓无法了解的手段把《宪法》里写着归劳动者所有的财产变成他们的私产,在极短的时间内用权力洗劫百姓,劫贫济富,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因此,目前国内很多暴富阶层的私有财产是没有合法性的,就象中共领导人至今不敢向民众公开他们的实际财产。 与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资产流失远远没有中国这么严重,因此理清产权关系,把原来充公的财产物归原主,对其它资产采取拍卖等手法进行私有化还是可行的。而中共垮台后给中国留下的将是一笔烂账、一锅浆糊,对于现有资产的清算将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同时绝大部分资产可能早已通过资本外逃转移到国外,下落不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清晰必然会带来生产停顿,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如何对剩得可怜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才能让全体民众满意,从而平息他们的怒火? 可以设想一下,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寄托了他们全部未来希望和安全感的存款已经化为泡影,他们将会以什么样的心情看待这个社会。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绝望的支配下铤而走险,引发杀贪官、吃大户和抢劫风潮,从而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四、生态崩溃 一个政府要执政,其权力来源必须具有合法性。否则别人就会问,“凭什么你当国家元首把持权力而不是我呢?”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君权神授,血统继承。”在民主社会,这个合法性是靠选票承认的,是大家伙儿把这个人选出来做总统的。到了中国这就是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了。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前,中共一直在宣传它是最先进、最革命的政党,只有它才能领着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而且它的领袖永远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指引我们向前进”。这种说教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过狂热,也蒙骗了相当数量的人,从而成为当时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六四事件”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中共让用来抵御外国入侵的野战军掉转枪口、开着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屠杀那些并没有要中共下台,而只是让中共惩治官倒和腐败的无辜学生时,民众对于政府的希望开始走向破灭。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日暮途穷。 从那时候开始,中共已经没有办法再用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那么他们就试图用执政的有效性来代替合法性。也就是说,也不要争论“姓社姓资”了,干脆咱们摸着石头过河,大家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吧。中共力争给老百姓造成一个印象,就是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的经济腾飞,每年保持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才能早日走向小康。而且要让老百姓觉得今天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必须要保持“稳定”,这样在走向小康的路上才能少一些波折,走得更快一些。换句话说,它用经济发展来支持它的执政合法性,目前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被掩盖或被堂而皇之地解释为“发展中的问题”,都是“暂时的”,都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解决。然而一旦经济发展无法持续,失业人口会迅猛增加,其它那些被掩盖的社会危机也会一总爆发出来。 这里必须明确两个问题,首先中共所谓“每年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是外界无法核实的,完全来自这个全无信誉可言的政党自己的宣传机器,同时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资本外逃足以抵消这一经济增长。确实有一些人生活得到改善,但那却是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以掠夺弱势群体的财富,扩大贫富差距实现的。 另外,这种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要远远大于收益。目前中国森林锐减、西北地区沙漠化、华北平原水资源奇缺、淮河污染、黄河断流、长江大洪水、湖泊面积减少等等都是中共为发展经济付出的生态成本。假如说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十万亿元人民币,可是却付出三十万亿元的生态成本,谁还会为这样的“经济成就”欢呼雀跃呢? 这里仅仅举水资源为例。为降低生产成本,工厂采取对环境污染放任自流的态度。中国年污水排放量达600亿立方米,为了省钱,其中有超过80%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本来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就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现在加上水污染严重,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荒。中国九大水系――珠江、闽江、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和松花江水系全部污染,甚至成为毒河。 地表水的缺乏使中国人不得不超量开采地下水,以华北平原为例,整个华北平原的地表一直在陷落,七十年代抽取地下水的机井只要打二十米深,现在要打到二百米深井。人人都知道北京的夏天地表温度四五十度的时候,自来水龙头里流出的水却冰冷刺骨,可见地下水的水位之低已经无法和地表形成热交换。 我引用一段新生网2001年9月14日的一篇报道:“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和地表水源的污染,而工农业用水又逐年剧增,向地下榨取水源已成为唯一的选择,密密麻麻的机井亦成了华北平原的一大景观。这一杀鸡取卵的行为,造成两大恶性循环。第一,深层地下水被抽取后,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渗入,大约需要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第二,地下水为各土壤层的张力填充,它被抽取后,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东西来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将来环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净洁的水源,但也根本无法将已经鹊巢鸠占的污水咸水排挤出去。所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悲剧。” 如果华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紧接着就是此处寸草不生,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沙漠化,几亿人口将面临着无家可归、无粮可吃的绝境。华东平原现在也正在步华北的后尘。不幸的是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残酷现实。丝绸之路上楼兰古国的覆灭不就是沙漠化的结果吗? 水资源仅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森林、草原、矿产等许多资源都在中共为发展经济涸泽而渔的政策下被盗被抢。同时由于社会道德沦丧,国有财产产权不明确,大家都抱着我不污染别人也会污染、我不拿别人也会拿、我不偷别人也会偷的态度对待自然资源,使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本来已经万分巨大的国家陷入生态资源的全面崩溃中。 可怕的是,中共在自己制造了这场生态大灾难后,却害怕老百姓一旦知道了真相后引起恐慌和社会动荡,不敢关停污染企业以暂时阻止生态继续恶化,也拿不出钱来进行治理,因为这都会让其经济发展陷于停顿和倒退。中共官员们可能发现,做为经济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的国家,不对污染进行处理是“最好”的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办法(中共一直想办法拒绝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提高出口竞争力吧。)。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仍然在继续糟蹋环境。等到中共垮台以后,下一届政府可能会发现治理生态的成本高得让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而巨大的人口压力又只能通过继续榨取自然资源维持社会运转,这种恶性循环会让整个中国陷入更大的生态灾难之中。 搞体育和搞经济的可能都知道,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动作才有意义。比如买卖股票,如果晚上几分钟,可能就是发财和破产的区别。西方国家经常抱着希望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民主和法制的天真想法,然而他们却不会料到,也许还没等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就会因为生态崩溃而给全球造成以十亿计的难民。到时候,哪一个国家还会幸免于难呢?(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28/61327.html (804)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一)

[作者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歷史上歷经劫难而唯一倖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歷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歷史上欠下的纍纍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导言 2001年9月,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博士章家敦先生出版了展望大陆在加入世贸后之政局的书,他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得出结论——《中国即将崩溃》。在章博士出版这本书的前一年,中国作家郑义也出版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 从两位学者的书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在表面繁荣下潜藏的巨大危机。经济基础和生态底座的坍塌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坍塌,也就是政权的解体。实际上,中共通过几十年谎言和暴力治国,不仅把国民经济和生态推到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文化体系和道德体系也被推到了岌岌可危的状态。 歷朝歷代走到君王无道、民不聊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次社会的大动乱,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要重新洗牌、整合,改朝换代,江山易主。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的如春秋战国时期经歷了上下500年。不过歷次动盪之后,只要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新王朝就立即可以开创一个盛世,从「文景之治」到「贞观之治」莫不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民族精神不死,自然资源仍在。 然而今天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除了执政者之腐败堕落、普通百姓之走投无路一如过去的王朝末世,更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歷史上歷经劫难而唯一倖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歷史。 可以说,中共通过它五十几年血腥统治和专制独裁,制造了一座足以摧毁这个民族,甚至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活火山。目前这座火山完全是因为中共的暴力镇压和舆论压制才没有喷发出来。然而这种镇压却似饮鸩止渴。最后的爆发,尤其是生态崩溃引发的灾难,既使是圣人出世也回天无力。同时中共自己也看到了,如果它稍微放松一点镇压,还没有等它从火山口全身而退,那石破天惊的岩浆喷发就会在瞬间把它烧为灰烬,因为它是这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 所以,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歷史上欠下的纍纍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 本文愿意从民族、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大众心理等各个层面探讨中共继续其高压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找到病症方可对症下药。有很多知识分子也从不同的角度预见到了这种灾难性前景,他们出于深重的使命感而积极为中国的困境寻找出路,但是这些出路却因为中共出于「被清算」前景的担忧,无法自上而下地配合而搁浅。 《世界经济导报》的前编辑张伟国先生曾经形象地形容中共的「反腐败」斗争,称之为不反腐败是「等死」,而认真反腐败则是「找死」。如果把这句话稍作变动的话也仍然成立。虽然一些知识分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继续努力寻找出路,另一方面,中共却因为不想「找死」而处在一种无所作为的「等死」状态。但最可悲的是,我们的民族似乎无论如何也会被中共拉去垫背。 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我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一、兵荒马乱 不仅仅是中国人,就连西方政府和中国问题专家都害怕中共垮台后,会在中国出现内战、饥荒和难民潮。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冲击势必要波及所有国家。 纵观中国的歷史就会看到,歷次改朝换代都会有一段「兵争天下」的时间。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是五百年春秋战国之乱,然后统一于秦;秦末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楚汉相争,打了六年,然后统一于汉;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到五胡乱华、东晋偏安、南北朝对峙,中间经过了四百年的战乱,统一于隋;隋末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被李世民扫灭,前后歷时大约十年,统一于唐;唐末黄巢起义,经过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国战乱,统一于宋;宋朝一直受到外族入侵,统一于元;元末红巾军起义,至朱元璋统一经过了十六年;明末从张献忠起义,到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经过了十四年战争,随后清兵入关;清末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体,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至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统一全国,中间也经歷了十七年的时间。 老子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战争会带来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由于饥荒和杀戮造成的人口减少。一般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才能安顿流民、恢復生产和社会秩序。 这种必然发生的兵荒马乱,其表面原因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个血统继承的「家天下」社会,因此在体制外不存在天然的继承人。当一个皇帝的荒淫残暴背叛了「天道」的时候,造反的起义军就变成了「替天行道」。虽然如此,皇帝下台后的权力真空到底由谁来填补,各路反王哪个人奉天承运,这个就需要靠实力说话了。 中共在建政后,其独裁程度远远甚于中国歷史上的一切封建王朝,也从来没有给过百姓真正的民主,同时用无神论砸碎了「君权神授」的传统概念。对于民间控制之严厉使得在中共体制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更没有一个人具有统一全国的军事威慑力,很难想像中共现行体制内那些手握重兵的人不会抱着和袁世凯一样的野心成为新的独裁者,或者成为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那样的大军阀。当SARS爆发之后,尚且有许多村庄挖断公路,划村而治,当中共彻底失去镇压能力后,怎能保证民国初年各省通电独立的故事不会重演? 更为严重的是,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或者辛亥革命后的农业经济了,各省无法自给自足,而发展工业的资源当地又不齐全。尤其在中共对环境毫无顾忌地污染和糟蹋之后,中国的生态体系正面临全面崩溃,争夺自然资源、包括饮用水这样最基本生存资源的战争就可能会在各省之间展开。而武器的发展,又早已跨越了冷兵器时代,进入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和原子武器时代。即使不用这些武器,常规武器的杀伤力又岂是过去的大刀长矛所能相比? 中国现在承载着巨大的人口和环境压力。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下进行生产,才可以勉强维持民众的生活和基本物资的供给。如果社会出现剧烈动盪,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遭到破坏,那么中国陷入大饥荒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国际社会需要拿出多少粮食才能填饱几亿张飢饿的嘴?拿出多少钱来才能遏制中国的难民潮?花费怎样的政治努力才能让中国的各方力量坐下来谈判?这些对于所有地球人来说可能都是一场劫难。 这是第一个看上去无解,但是却并非绝对没有出路的难题。 二、民族分裂 在中共垮台后,民族问题会立即浮出水面,成为新一届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一直在争取新疆独立的维吾尔人可能会趁机建立自己的国家,西藏和台湾问题也都会浮出水面。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旦垮台,有两种趋势耐人寻味。一个是苏联分裂为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分裂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以及马其顿共五个国家;与此相反,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却在1990年宣佈统一。我们分开来看看这两种趋势背后的原因。 国家之所以分裂和统一,与民族问题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信仰、风俗、歷史、生活习惯,甚至地域,当然希望按照本民族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生活,由本民族的人进行管理。在前共产党国家,一方面共产党试图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去替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信仰(精神手段);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收买和暴力镇压(物质手段)来对付民族分裂。然而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暴力镇压的力度一旦减弱,曾经因为暴力积累的仇恨就会爆发出来,至少不同的民族都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如全民公决等脱离曾经统治他们的外族人。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专制造成的民族问题往往被专制镇压掩盖,等到民主转型时爆发。」 中共在宣传自己的民族政策时,经常标榜自己给少数民族拨了多少款,多大幅度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了经济,实际上,民族问题跟经济问题并不绝对相关。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虽然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同属于斯拉夫人,但是歷史上斯洛伐克民族长期为匈牙利人征服,经济比较落后;而捷克民族更靠近日耳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开始工业化,经济比较发达。斯洛伐克却并不想绑在捷克这个富裕的兄弟身上,不顾失业率大幅上扬,外来投资大量减少,毅然与捷克分道扬镳。 很多人会说,中国与这些国家都不相同,因为中国文化中歷来有「大一统」的意识,所以在5000年的歷史中,中国经过了无数次的战乱和分裂,但「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点到了问题的关键。 一个国家要统一就必须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这几乎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歷史上曾经有不少英雄横空出世,如波斯王大流士、罗马的凯撒大帝、马其顿国王亚歷山大等,都曾经建立过横跨亚州、欧洲和非洲的庞大帝国。蒙古人崛起大漠的时候,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但这些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几十年的时间就分崩离析,而且破碎得没有办法再统一起来。究其原因,就是他们在当初创立帝国的时候,纯粹靠的是武力征服。 反观中国的歷史,中国对于其版图控制内的民族一直以文化征服为主。在秦朝以前的五帝三王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是最先进的,无论是农业、科技、历法还是礼仪。远方的人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需要经过几重翻译,但是前来朝拜的人仍然绵绵不绝。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这使得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可以轻易地传播到秦朝武力控制的所有地区。 中国文化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是道家文化占主导。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正统地位正式确立,即使是匈奴等少数民族也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姓氏都有使用汉姓的。实际上,中国人内向和含蓄的性格都来自于道家的清静和儒家的克己,这种修炼文化注定了这个民族在战争中,他的优势不在武力上,而在谋略上。但是,也正因为这种修炼精神决定了民族文化的道德起点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各个少数民族的认同。 由于汉人一直在体力上和少数民族相比佔劣势,从秦朝开始,大部分时间统治中国的实际上并不是汉人。秦朝本身属于「西戎」,就是少数民族;汉朝上下四百年属于汉人统治了,但是到西晋司马炎统一三国不到二十年后,就开始了长达一百三十多年少数民族入侵的「五胡乱华」时期。随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鲜卑人)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至隋文帝统一全国又经过了一百四十多年。隋唐这两个朝代都不是纯正的汉族血统,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娶的都是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因此隋唐的君主都有鲜卑人的血统,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是鲜卑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唐朝一直用少数民族军官如安禄山、哥舒翰等人做藩镇的节度使,也是佛教这样的外来宗教走入鼎盛的朝代)。宋朝时,西夏、辽和金佔据了全国将近一半的土地,也都是少数民族。元朝是蒙古人,清朝是女真人。算下来,中国歷史上倒有一半以上时间都是胡人做皇帝。 然而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化却一直在传承发展,「儒、释、道」作为信仰和文化的主流一直没有中断。中国文化是一个包容文化,无论是哪个少数民族入侵,都会被汉地文化所同化,而且汉地会把其他民族文化中最好的部分吸收进来。佛家思想进入汉地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元朝的时候喇嘛教、犹太教以及其他西方宗教开始流入汉地;基督教由明朝的礼部侍郎徐光启介绍给汉人,康熙大帝向汤若望学习历法、向白晋学习几何等也都是鲜明的例证。 正是这种先进文化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粘合剂,北魏、隋、唐、元、清被汉化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五胡乱华时一些国王使用汉姓,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治者也一直在依靠汉族士族,虚心学习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管理国家。昭君出塞、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西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郑和下西洋等也都是汉地向少数民族和国外输出文化的时候。因此,无论国家怎么分裂,最终还是这个文化认同感把中国各个民族统一到了一起。司马迁曾经以「重译款塞」来形容少数民族对汉地文化的崇拜。唐朝的时候,日本甚至不顾航海的巨大风险,不断向汉地派出「遣唐使」。蒙古、朝鲜、越南和大理自愿认中国为宗主国,都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地域是其物质的一方面,那么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有了共同文化做基础,统一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举例来说,从公元70年罗马总督提图斯在耶路撒冷屠城之后,犹太人开始散居世界各地,经过无数次的颠沛流离和屠杀后竟然于1948年復国,在特拉维夫开始重建以色列国。东德的共产党垮台以后,东、西德的统一障碍就被清除,共同的文化又使分裂了四十多年的日耳曼民族走向了统一。 反观中国,中共在执政大陆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恰恰在以摧毁中华文化为己任,这就等于在摧毁民族统一最坚实的基础。说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外来学说。它的无神论和中国传统的以人体修炼为核心的文化必然存在冲突。问题是虽然中国文化可以包容无神论,做为共产党来说,他们却绝不敢允许在其学说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意识形态。 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歷时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现在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享乐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的个人独裁国家。「马列主义」成了上个世纪造成几千万人头落地的最大谎言。那些中共高官们在夺权的第一天起对此就心知肚明。真理是不怕探讨和争论的,只有谎言才害怕,因此中共为确立「马列洋教」的统治地位,从上台伊始就把所有的舆论工具抓在手里,用暴力来保护谎言,对全民洗脑。 用中国传统的有神论价值观,和「儒、释、道」信仰衡量中共的所作所为会看出其一系列说法的虚伪,一系列做法的反人性和反人类。这就会危及到中共赖以生存的谎言基础。中共的做法是宁可让人没有信仰,也不能让人信仰「马列主义」以外的东西。所以,他们视传统文化为一大威胁,而且破坏起来极其疯狂,用以表达这种破坏欲和指导破坏行动的词也都是「捣毁」、「横扫」和「砸烂」之类。虽然这在短期内帮助他们巩固了统治,却给中华民族的分裂种下了最致命的祸根。且莫说,少数民族是否对中共「党文化」有认同感,即使是汉人又有多少人欣赏「党文化」,并因此产生民族归属感呢?(待续)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3/11/27/n419428.htm (726)

章天亮:电视片《回归》(5) 真知(下)

【大纪元11月21日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大约5000多年以前,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几乎在北非、中东、南亚和东亚那几条世界上最长的大河两侧同时崛起,各自独立创造出辉煌的文明。 时间的流逝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谜团,在柏拉图《对话录》中记载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已葬身海底;埃及那写在羊皮和纸莎草纸上的象形文字毁于战火;巴比伦那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淹没于漫漫黄沙之中;玛雅人的典籍被西班牙人焚毁;哈拉巴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石刻楔形文字象天书一样无人能够辨识。这些文明的毁灭无声无息,让我们无法猜想是什么样天崩地裂的劫难将这些深刻的智慧真知一一摧毁,仅仅留下了中国作为人类曾经沧海的见证。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和古希腊的文明香火也许随着亚述、波斯、希腊、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武力征服而相互融合,并在东罗马帝国保留了下来。中间虽然经过长达一千年神权至上、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古希腊的文明还是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而在公元十四世纪从欧洲全面复兴了。 古老的东西方智慧心有灵犀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第一章的开头说道:“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里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直等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1] 当中国正处在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古希腊文化也突然繁荣起来,并诞生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不可思议的是,在亚里斯多德以前,这些哲学家对宇宙和生命的认识竟然与中国的古圣先贤们心有灵犀! 《西方哲学史》第一个介绍的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 “万物都充满了神”[2],这与中国“万物有灵”的说法不谋而合。 毕达哥拉斯则相信“我们被束缚在一个轮子上,它在永无休止的生死循环里转动着;我们的真正生活是属于天上的,但我们却又被束缚在地上。唯有靠生命的净化与否定以及一种苦行的生活,我们才能逃避这个轮子,而最后达到与神合一的天人感通。[1]”这与佛教中的“六道轮回”、“涅槃彼岸”、和道家的“天人合一”何其相似乃尔! 古希腊人相信宇宙是由“土、气、火和水”构成的[3],这又与释迦牟尼佛在古印度证悟的“四大”学说——即“地、水、火、风”生成了宇宙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提到的四种因素顺序不同而已。 与毕达哥拉斯处于同一年代的人物就是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老子说:学习要不断的进步,而修道却要不断磨损,损之又损,最后达到“无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4]毕达哥拉斯与老子有着相似的看法,他曾经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三种人,即商人、运动员和观众来比喻,倡导超然物外的观察,并说只有这种“无所为而为”才能达到“最伟大的净化”,并跳出轮回。[5] 毕达哥拉斯认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5],佛教认为“天下之苦无过有身。身为苦器忧畏无量。[6]”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7]”…… 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从没有过文化交流,但又是各自民族最为尊敬的先知和觉者竟然对宇宙和生命有着如此类似的看法,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新约全书》上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8]”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也被道家尊为“古仙”[9],道家供奉的天师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述了黄帝遍历名山、访真问道,以至最后得道升天的故事[10]。环顾这些文明古国在地球上缔造的奇迹,从埃及的金字塔、玛雅人的神庙、巴比伦的通天塔到已经葬身沙漠的古印度哈拉巴文化,似乎绝非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所能创造。翻开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古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古巴比伦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到中国西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都是一段“人神同在”的历史。莫非就是这些造就各个民族的主,以他们洞见宇宙奥秘的无量智慧在历史的开篇处为他们的子民开启了最初的文明之门? (推出字幕:《真知》(下)) 体证还是实证? 当老子西出函谷关化胡而去,孔子哀叹“天下无道久矣”而病殁于鲁国后不久,在雅典城邦的监狱中,一位衣衫褴褛、散发赤足,而面容却镇定自若的老人接过狱卒端进来的一杯毒药,一饮而尽。之后,他躺下来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苏格拉底。[11]他的弟子柏拉图当时就坐在床前,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苏格拉底这个被德尔斐神坛称为最有智慧的人撒手西去了[11],古希腊文明的香火传到了柏拉图的手中。柏拉图并不认为真正的智慧来自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观测和学习,而是来自于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念世界”。柏拉图说,人的知识是先天固有的,并不需要从实践中获得。造物主把理念放在灵魂中,又把灵魂放在肉体中,灵魂不朽而且轮回转世。[12]“人在降生以前,他的灵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转世为人,灵魂进入了肉体,便同时失去了自由,把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遗忘了。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12]” 而至于如何才能回忆起理念世界,柏拉图和绝大多数的希腊哲学家一样,“认为‘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条件”。[13] 在现代哲学研究体系中,柏拉图的这种说法无疑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然而翻开佛经,我们却能看到这样的论述:释迦牟尼佛在开悟之后,观察到一切众生都具有智慧的种子,只是由于妄想和执著而遮蔽了智慧的光辉,从而贪染爱欲、沉沦苦海,无法证得佛果,抵达智慧彼岸。如果人能出离妄想和执著,则一切智慧自然就会出现[14] 。这难道不是可以与柏拉图回忆理念世界的说法相互印证吗? 东西方的智者都认为智慧来源于自身,或者是自己的灵魂,或者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智慧种子,因此要想成就无上的智慧,就必须走一条返还本性的内求之路了。老子说:不离开家,就知道天下的一切;不用看窗户外面,就能知道天道;离开本性越远,智慧就越少。所以圣人不用动却什么都知道,不用看却什么都能看见,不用做却什么都能做成。[15] 老子又说:芸芸众生,只有回到他的根本,才能达到清静;清静才能回到生命之源;回到生命之源才能达到长久不变;知道了长久不变才会智慧明利。[16] 佛经上说:要知道,形在苦者、心则恼乱;身在乐者,情则贪着;这两种都不是修道的正因。苦乐都舍弃了,行于中道,心则寂定,可以修‘八正道’,而超出生死的苦海,圆满无量的智慧神通[17]。 老子的“清静”和佛陀的“寂定”难道不是和柏拉图的“闲暇”一理相通吗? 传统的东方哲学和科学思想正是源自于佛、道两家的人体修炼,因此他们认识宇宙和生命的方法从一开始就是向内的,而不是向外的;就是体证的,而不是实证的。对外的观测、归纳、建模、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在东方智慧中并不占据什么重要的位置。看一看东西方这些先知的著作就会知道,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哲学著作都有着严密的逻辑推理,概念定义也力求准确。认同了他们的概念定义和逻辑推理的过程就会认同他们的结论,这就是实证。而从《周易》到《道德经》或者《论语》,他们却与西方的实证方法格格不入,东方的觉者们根本就没有想说服任何人,他们只是阐述自己对宇宙和生命的看法,寥寥数语,文字上下和章节之间也没有什么连贯的逻辑。信与不信全在读者,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正因为文字表面的模糊,才能在文字的里面隐藏无数的内涵。一个商人看《道德经》可能看到的是如何经商,政治家看到如何治国,军事家看到如何行军打仗,老百姓看到如何做人,道士看到的可能就是出世修炼的著作,一切全凭信徒自己的体悟。这种体悟来自心灵“得意而忘言”的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而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证实给他人看。 实际上,一直到柏拉图以前,西方的科学也有很多内省的因素。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当柏拉图死后,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却突然带领着西方文明与东方的智慧分道扬镳了。 歧途 亚里斯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不同。亚里斯多德几乎对自然界的各个领域都进行过系统的探索、观察和实验,这与反对观察和实验,甚至以观察为“戒律”的柏拉图完全相反 [18]。虽然亚里斯多德的方法被现代西方科学奉若神明,然而他却在科学上做过许多错误的论断。罗素说“自迄十七世纪的初叶以来,几乎每种认真的知识进步都必定是从攻击某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开始的。”[19] 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几乎都是同时代的人。从那时候开始,西方科学似乎下定决心走上了分析和还原的路。“所谓分析,是指把真实的世界拆分成无限多的、再不可分的、彼此缺乏内在联系的基本粒子;所谓还原,就是将万事万物 ( 也包括人 ) 看作一堆堆的活动着的原子的单纯叠加,一旦了解了一个原子的结构和活动规律,就掌握了一切。[20]” 现代物理学已经认识到了探索“基本粒子”的不可行性,然而就算了解了“基本粒子”的规律,我们又需要多么超巨型的计算机才能对那无限多无限小的“基本粒子”进行“叠加”? 《第三次浪潮》一书作者托夫勒在为《从混沌到有序》一书撰写的前言第一句话就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 当代的一位核物理学家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科学越发达,理论越艰深,学科也就越是高度地分化,人的专业知识面也日趋狭窄。如果你问某位科学家的研究领域,他可能会说:我在化学研究院、物理化学分部、理论化学研究所、量子化学研究室、从头计算方法研究组、从事多原子分子课题中位能面计算工作。你尽可以和他讨论‘从头算’方面的问题,但倘若超出这个范围,可能会使双方都感到尴尬。一问,嘿然;又问,敛容;三问,正色;再问则拂袖而去。这不禁使人想起一个曾在宫廷御膳房供职的厨师。他后来受雇于某大家。主人想以其资历炫耀一番,命他烧制一桌宫廷筵席宴客,答曰不能,因他是专做宫廷点心的。又令其制做一席宫廷点心待客。又答曰不能,因为他是为做某种点心专职切制葱末的。也许当今从事各种专业工作的人中就有不少‘专门切葱’的。[21]…

章天亮:电视片《回归》(4) 真知(上)

【大纪元11月21日讯】 被毁灭的古老文明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月球虽然离我们如此之近,但是有关它的天文常识中却包含着许多匪夷所思的秘密。[1]比如说,月球的自转与公转周期绝对相等,这使得人类从地球上永远无法观测月球的背面。一直到1959年,前苏联发射了月球3号探测飞船,人类才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了月球背面的庐山真面目。 然而在中美洲的丛林中,玛雅人却在几百上千年前看似不经意地将月球背面的图案刻在了月亮神庙上。[2]难道这些因为在武器上无法抵挡西班牙人的进攻而被征服的土著民族,竟然也曾经乘坐宇宙飞船到达过月球背面吗?类似这样不可思议的现象,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地层出不穷,玛雅人通过巨大的神庙、金字塔和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一再展现出他们高超的天文、历法和数学知识,辉煌的艺术成就,以及他们对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深刻了解,许多甚至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类的理解能力。这些奇迹都足以吸引我们屏住呼吸去探索、去倾听他们从那如梦如幻、烟雾缭绕的热带丛林中发出的声音。[3] 然而,公元1562年7月,由西班牙入侵者——神父狄亚哥·迪兰达亲手点燃的一把大火,却无情地吞噬了这一人类文明的结晶。成千上万的玛雅古籍抄本、故事画册和书写在鹿皮上的象形文字书卷被付之一炬,无数的神像和祭坛被砸毁。那些懂得玛雅象形文字的祭司则被送上了火刑柱。热带丛林中疯长的杂草迅速淹没了一个个被兵火洗劫的城市,玛雅文明也从此变成了一个失落的文明。[4][5] 类似这样的文明浩劫在这个地球上反覆重演。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攻占埃及,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创立了亚历山大里亚城。他的继承人托勒密·索特一世在公元前295年开始兴建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通过购买和偷抢,历时250年左右,搜集了大约50万卷图书。这些图书包括古希腊、古埃及、古波斯和古犹太的书籍原本和抄本,也代表着当时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然而在公元前47年,凯撒大帝占领埃及,他的军队焚毁了这些无比珍贵的典籍著作。[6] 1722年4月,荷兰海军上将雅各布· 罗哥文发现了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在这个神秘的岛上,到处都是巨石雕刻的人像, 高度从10米到20米不等,重量均在50吨以上,总数大约有1000个。岛上的土著只有两、三千人,他们不但没有能力完成如此庞大的雕刻工程,甚至在传说中也没有留下关于石头雕像的任何记忆。除此之外,岛上还有大量刻满了怪异象形文字的木版,这些文字连土著人也不认识。传教士们决定把这些木版当作野蛮人的象征予以烧毁。就这样,又一个记录古老文明的载体消失了。那些静默地凝视着大海的石像也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7] 一个个失落的文明,在今天却一再通过他们的建筑和遗迹展现出令现代人为之汗颜的超级智慧,然而往事已矣,逝者难追,那承载他们智慧的书籍却永远地消失了。 《圣经》的“创世纪”记载,大洪水后,“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巴比伦人说:“来罢!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耶和华降临,“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于是造塔和造城的工作就停止了。也许耶和华必须限制人的能力,以免他们为所欲为,所以《圣经》上才会记下这样的话:“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8] “创世纪”中记载的另一件事,就是耶和华在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后,将他们逐出了伊甸园。中国古语有云:“天机不可泄漏”。如果说,从预言中我们看到神在细腻地控制着历史前行的每一步,那么是否因为那典籍中记载着夺天地之造化的奥妙玄机,神才决定将它们从地球上永远抹去?[8] 我们不得不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个地球上硕果仅存的古老文明,她的文化传承从文字一开始出现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推出字幕:《真知》) 中华文化九死一生 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中国的典籍在春秋之后的2500年中也经历了多次破坏,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剧,除了有关占卜和医药的书籍外,其他书籍一概不许保留。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千辛万苦搜集到3390卷书,王莽末年又被焚烧。光武帝刘秀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使文化事业有了新的起色,但董卓入长安,愚昧的士兵竟拿书籍做“帐囊”。在以后的军阀混战中,凝聚中华文明的书籍“扫地皆尽”。北魏时,国家图书馆搜集到了近3万卷书,但在惠、怀之乱中又 “靡有孓遗”;东晋南方社会比较稳定,国家图书馆藏有7万卷书,然而“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唐前期搜集近10万卷图书,毁于安史叛军。[9] 从宋朝开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神秘而有趣的现象—— “盛世修书”,除了最后也未被完全汉化的元朝外,每个朝代都要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地留下一部对前人智慧进行全面总结的大百科全书。北宋太平兴国二年,翰林学士李昉等人奉宋太宗赵匡义的诏命,利用皇家藏书的丰富资源,耗时六年修撰了一部总字数478万,共1000卷的巨著,上呈太宗御览,太宗遂命名该书为《太平御览》。该书中引用的古籍文献,十之八九都已失传,但是在这部百科全书中,人们仍得以一窥其中的断简残篇。[10] 宋朝灭亡以后,蒙古人统治中原不到 100年的时间,随后朱元璋在1367年推翻元顺帝,建立大明朝。公元1399年,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与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之间爆发了争夺帝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朱允炆兵败自焚,朱棣入承大宝,改年号为永乐,成为明朝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这就是明成祖。明成祖元年,他组织了将近2000人,编写了一部规模浩大,包罗万有的巨型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这是一部两万多卷,三亿七千多万字的鸿篇巨著。[11] 顺治入关标志着大明朝的灭亡。公元 1773年,乾隆皇帝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召集当时最顶尖的学者,历时十年的时间,编纂了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四库全书》。全书约八亿字,共七万九千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包括儒家经典,历史、地理、传记、诸子百家学说、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以及各种文学总集和专集等。 [12] 无论是《太平御览》、还是《永乐大典》或《四库全书》,都是对上至先秦,下至编撰该书时中华民族各种知识和智慧的全面总结。而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中又有造纸和印刷术两项发明使得这种智慧的保存和传播成为可能。相比其他古老民族在大火中灰飞烟灭的辉煌文明,中华文化的幸运难道仅仅是巧合,还是其中另有深意? 西方文明之初 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当中国处于春秋末年,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时候,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希腊文明也突然兴起。当中国涌现出老子、孔子、孙子的同时,希腊也涌现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也许这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但是这些东方和西方的智者却创造了一直绵延至今的两大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请参见注释[13][14][15])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一开始就说: “哲学和科学原是不分的。”实际上,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也同时就是科学家。毕达哥拉斯是一个数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柏拉图精研几何学,而亚里斯多德则几乎是逻辑学和物理学的创始人。西方科学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依旧传承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 让我们从一个现象来看一看西方科技的特点。 毕达哥拉斯有一句名言:“万物都是数”。[14]这种哲学思想造成了西方科学的整个体系都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的,当牛顿写下《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数学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更无可动摇了。回到古希腊时代,欧几里德综合了柏拉图的几何原理和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写出了长达两千多年也未做大的改动,甚至今天仍然是我们中学几何教科书的著作——《几何原本》。这本书从23条定义,5个公理和5个公设出发,推出了467条定理。[16][17]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公理本身是正确的,推理过程也是正确的,那么得到的结论也一定是正确的。至于说公理本身为什么正确,古希腊的哲学家认为这方面无需证明。当我们周围的一些现代人嘲笑佛家弟子对佛的虔诚信仰时,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过,他们所信仰的科学主义的基石其实也是一些未经证明而且无法证明的东西。 公理的来源是人的观测。实际上我们却永远无法保证我们的观测就是真实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原貌。打个比方说,这个宇宙中有许多天体是不发光的,发出的是肉眼看不到的电磁波,但是人们看不到它们的存在却并不等于它们不存在。而当人类使用各种望远镜将他们发出的电磁波转变为可见光的时候,我们实际看到的是那个星球在可见光频谱范围的投影。这就好比一个只能识别黑白的电视机,即使收到彩色信号也仍然要将信号转换成不同的灰度一样,我们只观测到了彩色在黑白上的投影,当然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也许公理也是一样,由于某种更基本的因素造成了公理看起来是成立的、永恒的,我们看到的公理也不过是那些更基本的因素在可观测世界上的投影,只要那些更基本的因素稍有变化,公理和由此建立的整个西方科学体系都需要大幅度的修改,甚至会轰然倒塌。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许就是这种修改中幅度不那么太大的一个。 文艺复兴 让我们跳出刚才那似乎是哲学范畴的讨论,再来看看西方科学的发展史。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被罗马帝国征服。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十四世纪,古希腊的文明不但没有发展,甚至几乎完全毁灭。公元四世纪初,基督教在历经三百年的迫害后成为罗马国教,从那时起将近1000年的时间中,欧洲处于中世纪的教会绝对统治时期。十四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入侵东罗马,许多学者带着大批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这使得西欧人有机会了解了古希腊辉煌的文明和艺术成就,一股汹涌澎湃的“希腊热”浪潮迅速席卷西欧,以佛罗伦萨为中心,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得以恢复和发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复兴,在随后短短500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科技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再次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如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培根、笛卡尔、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海森堡等等。 数学和天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牛顿和莱布尼兹各自独立地研究出了微积分,开普勒和牛顿则在天文学上成就非凡。这些科学上的发展从它规模和程度上来看可以说是对古希腊文明的革命,但是其本质里仍然承传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观测、归纳公理和逻辑推理。即使如象征现代科学巅峰的相对论也概莫能外:因为相对论把“光速不变”和“相对性”作为无需证明的公理前提。换句话说,只要推翻了这两个前提中的一个,相对论就会变成空中楼阁。[18] 物质与能量的突破 整个科学体系一直到“文艺复兴”后将近35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染指人类的生活,而是基本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在发展。然而到了十八世纪末期,西方文明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起因就是一个叫瓦特的人发明了蒸汽机。 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前,所有的纺织厂都是建在山谷里,利用高山上的水在飞流直下时产生的机械能带动纺织机的运转。蒸汽机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从此纺织厂可以建在都市中。人类的文明也开始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工业革命”正式开始。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把蒸汽机装在轮船上,结束了航运中的帆船时代。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把蒸汽机装在火车上,开启了陆路运输的新纪元。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蒸汽机已经在欧洲和北美被广泛采用,这就是所谓的“蒸汽时代。” 1831年,法拉第发现闭合线圈在切割磁力线的时候,会在线圈中产生感生电流,这也是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把机械能转变为电能,宣告了“电气时代”的到来。…

章天亮:电视片《回归》(3) 天数

【大纪元11月21日讯】在中美洲的土著人中世代流传着一个玛雅人的传说:祖先留下了十三颗水晶头骨,当地球文明达到极致时,它们会重新出现,并揭示出人类过去和未来的秘密。这样的故事人们听得太多了!哪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在讲人类的起源和未来呢?这样的神话,多少现代人不是一笑置之? 令人震惊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的两个电视制片人果然在危地马拉丛林的古庙废墟中,找到了一个精美绝伦、即使用现代最高的科技也无法打造的水晶头骨。震慑于这个头骨所展现出的不可思议的灵异表现,这两位制片人随后展开追踪调查,终于发现十三个水晶头骨已全部现世,每一个头骨都来历不凡。当这十三个水晶头骨全部聚齐的时候,美洲的土著人按照玛雅人的“圣历”举行了一次仪式庄严的大集会,大祭司唐·阿莱坚德罗开启了穿越时间的先知所留下的真言:“古时,人们不知如何管理自己,于是造物主派四位先知来到这里,写下诸多法则,并教授各种知识。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后,他们说:‘我们就要离开了,我们将回到我们来的地方。时刻已到,我们的光芒将要收敛。’离开前,他们又说:‘孩子们,不要忘记我们。我们留下了辅佐你们的智慧和理性。我们给你们留下了神圣的真知。有一天我们会回来,我们将完成我们的使命。’”“预言说现在就是他们苏醒的时刻。”[1] “先知走了。先知还会回来。”苍茫大地上,凡是留下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似乎都讲述着这样类似的传说。让我们的目光跨越大西洋和撒哈拉大沙漠,落在地处亚、非、欧三洲交界的另一个文明古国——埃及。 仰望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首的大金字塔,人们的心里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敬畏。看似平凡的一个四角锥,里面却凝聚了古埃及智慧之精华。胡夫金字塔高150 米,扩大10亿倍,就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塔重乘10的15次方,等于地球的重量;底边周长除以高度的两倍即为圆周率;金字塔的比重与地球的比重相等;穿过金字塔的经线,刚好把地球上海洋和陆地分为对等的两半,而金字塔的塔基正位于地球各大陆引力中心。类似的“巧合”还可以举出很多,按照工程规模计算,这些凝聚着高度的天文、几何和历法知识的巨大建筑绝非刀耕火种、处于文明之初的埃及奴隶所能承担。也许建筑金字塔另有其人,带着像玛雅人传说中的先知智慧从天而降,又在人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下飞离人间,只留下铭文中的记载“为他建造起上天的天梯,以便他可由此上到天上”。埃及的法老们也许从祭司那里得到了神的承诺,才处心积虑地要在死后保存自己的身体,等待着神回来唤醒他们,令他们复活。[2][3] 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有着比玛雅人和埃及人更加神秘的现象“转世灵童”。西藏密宗的高僧大德圆寂后,其他修炼有成就的僧侣经过闭关禅定和祈请本尊加持后根据遗嘱、占卜、观湖等方式寻找高僧的转生去向。圆寂的高僧大德都会走虹化之路,即他们的身体会在异香、红光和彩云中渐渐缩小。最高的虹化层次,如密宗创教人莲花生大师,可以将整个身体全部化掉。1981年,密宗白教大宝法王在美国芝加哥圆寂,昂藏之躯虹化后仅有两尺的婴儿大小,同时万里无云的晴空中出现环绕太阳的巨大彩虹。[4] 虹化是密宗喇嘛修得殊胜成就的见证,然而这些得圆满大成就的尊者为何在离去后乘愿再来?他们是否也像我们一样等待着具足更大法力的觉者前来开启最终的智慧和回归之路? 《圣经》上详细描述了末日审判的情形,上帝将要降临人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5] “神走了,神还会回来。”这似乎是每一个古老民族留给我们的共同神话,也是千古以来最神秘的预言。神何时回来?在这段等神归来的日子里,人类社会将发生什么?一个个古老的文明就这样给我们留下了中间这段巨大的空白。也许我们还需要从中原这片神秘的土地和她详尽的史料、绵绵不绝的文明历程中寻找答案。 (推出字幕:天数)(字幕:公元前210年,十月。) 旌旗蔽日,车马辚辚,秦始皇率领着他庞大的文武百官和侍从队伍离开咸阳,踏上了第五次巡行天下的征途。当秦始皇最后回望咸阳城那巍巍宫殿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这一去,他就再也回不来了。[6] 一年前秋天的夜晚,秦始皇的一位使者经过华阴平舒道,一个人手持玉璧拦住他的去路说,“请替我把这块玉璧交给始皇。”又趁便说道:“今年祖龙死。”使者很奇怪,正要问个究竟,这人把玉璧放在地上就不见了。使者带着玉璧回到咸阳,把事情经过报告给始皇,始皇默然良久,后命人到御府一查,发现这块玉璧竟然是八年以前他出巡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儿。[6] 车马在寒冬的风中缓缓前行,苍茫大地,衰草枯杨。曾经威武刚烈的秦始皇如今已近油尽灯枯。回想当年一统天下、叱诧风云的豪情,始皇的心中恐怕也不能不感叹人生的短暂。在死神面前,人实在是太微渺了。他想起了那因为谏阻他活埋儒生而被发配到上郡和蒙恬一起镇守边关的长子扶苏,就写下诏命给扶苏说:“请回咸阳治丧。”始皇可能终于想通了那句莫名其妙的“今年祖龙死”到底是什么意思。“龙” 者,被称为真龙天子的皇帝是也。“祖” 者,始祖是也。“祖龙”不就是指他秦始皇吗?[6] 大限已到,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就这样死了。他所最宠信宠爱的三个人——小儿子胡亥、丞相李斯和郎中令赵高立即就背叛了他。他们篡改诏书,命令扶苏和蒙恬自杀,并扶立胡亥为帝,这就是秦二世。[6] 秦二世是个只知吃喝享乐的花花公子,不但没有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其奢侈荒淫犹有过之。就在秦二世元年七月(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百姓群起而响应。原来的六国诸侯后代纷纷复国,刘邦和项羽也各自拉起了一支人马。[6] 二世三年,秦王朝的天下早已支离破碎。赵高这个祸国殃民的太监,蒙蔽了秦二世整整三年,耍弄权术整整三年,安享富贵也整整三年。如今大势已去,赵高深恐二世追究他的罪恶,在耍弄了一个“指鹿为马”的游戏后,命阎乐在望夷宫刺死了二世。随后,赵高召集诸位公子和大臣说,“秦国本来是个诸侯国,因为始皇统一了天下,所以称帝。现在六国纷纷复国,秦国的地盘是越来越小了,再顶着个皇帝的空名儿不合适,还是称王吧。”[6] 就这样,赵高立了子婴为秦王。秦始皇要传之子孙,万世不绝的帝位就画上了句号。这又应验了一句曾让秦始皇寝食难安的预言—— “亡秦者胡也”。那是在秦始皇称帝六年,正当春秋鼎盛时,被派出去寻仙访道的卢生带回的谶讳:“亡秦者胡也。”始皇认为定然是胡人匈奴为患,于是命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开始修筑万里长城。谁知天道玄远,若隐若现,预言的实际意思是,“秦王朝将亡于二世胡亥之手。”[6] 《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这两则预言,其准确程度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但是且慢,中华民族的智慧似乎要在这一点上一再展现出她的神秘不凡来。 就在二世死前的几个月,秦国著名将领章邯统领三十万大军在黄河以北的巨鹿城围住了刚刚复国的赵王歇。章邯本人身经百战,手下又有英勇善战的名将苏角,足智多谋的名将王离,兵强马壮,粮草丰足。前来救援赵国的诸侯结成十几座营垒,却没有一人敢与秦军决战。[7] 就在这时,项羽挺身而出,和楚军一起抱着“此次决战,不胜则死”的决心渡过黄河。随后破釜沉舟,烧毁军营,只带着三天的干粮,向秦军冲去。项羽身穿红色战袍,骑乌骓马,手持长戟,带头冲锋陷阵,当者披靡。虽然秦军有三十万之众,而楚军只有七万,但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秦军做梦也没有想到,项羽的军队作战英勇,气势如虹。身穿黑衣的秦军,很快被身穿红袍的楚军分割、包围、歼灭。战鼓之声惊天动地。那些做壁上观的诸侯军队一个个伸出舌头、屏住呼吸,看着这场穷凶极恶的激烈战斗。狭路相逢勇者胜,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苏角兵败身亡,全军覆没。项羽命令士兵饱餐一顿之后继续进攻。楚军一路兵不留行,长驱直入,锐不可挡,九战九胜,生擒王离,逼得秦将涉间自焚而死,章邯大败而逃。[7] 项羽随后召诸侯相见,大家都跪在地下爬着进去,连头也不敢抬起来,并颂扬项羽说“上将军的神威真了不起,自古到今没有第二个。我们情愿听从您的指挥。”诸侯的军队分路进兵,很快就攻灭了秦国。鸿门宴后,项羽封了刘邦等十八人为王,又自称西楚霸王,兵威之盛、天下莫及,一时无人敢与争锋。[7] 谁料历史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被发配到蜀中的汉王刘邦得到了在项羽那里郁郁不得志的韩信,筑坛拜将。韩信不负刘邦所托, 使尽心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与汉王定了三秦;又虏魏王豹,擒赵王歇;北定燕,东定齐;南败楚兵二十万,杀了名将龙且。最后在九里山摆下绝机阵,十面埋伏,杀尽楚军数十万。[8] 项羽数度冲击,无法冲出重围,乃退回垓下。当夜,项羽听到四面都是楚歌之声,大惊失色道:“难道汉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楚地吗?”随着他南征北战的美人虞姬手捧一杯酒献给项羽。项羽一饮而尽,仰天歌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以歌和之:“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虞姬歌罢,拔剑自刎。[7] 第二天清早,项羽率领衷心追随他的最后八百壮士突出重围,来到乌江边。面对滔滔江水,乌江亭长对项羽说:“江东地方千里,民众数十万,足以称王。请大王速速渡江吧。”项羽眼望着大汉追兵的滚滚烟尘,苦笑着说,“当年我率领江东八千子弟兵渡江西征,而今一个人都没有回来。我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啦!”他把战马送给了乌江亭长,徒步与汉兵交战,力杀数百人,最后自刎身亡。[7] “虞兮一剑霸图空,原草千年带血红。子弟八千消灭尽,独留荒冢纪秋风。”西楚霸王就这样死了。在当年分封诸王、志得意满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想到,他根本就不是天命称帝之人。无论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还是拔山扛鼎的项羽,人力再大,也无可回天。 让我们在乌江边上,再把时间倒转八百年,回到商朝末年的渭水之滨。周文王在这里请到了元始天尊的弟子姜子牙,并以师礼视之。[9]正是这位白发苍苍的姜子牙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预言——《乾坤万年歌》,预言了从周代以后数千年的王朝兴替。对于周朝到汉朝的历史,姜子牙写道:“而今天下一统周。礼乐文章八百秋。串去中直传天下。却是春禾换日头。天下由来不固久。二十年间不能守。卯坐金头带直刀。削尽天下木羊首。” 第一句“而今天下一统周。礼乐文章八百秋”指周朝享有八百年的天下。第二句“串去中直传天下。却是春禾换日头。”其中“串去中直”是个字谜,谜底是“吕”,这里指大商人吕不韦暗中用自己的儿子篡夺了秦王天下之事(其事详见《史记 ·吕不韦列传》)。“春禾换日头”也是字谜,用“禾”换去“春”下的“日”,谜底是“秦”,表示秦国一统天下。秦国统一只有十几年,这就是第三句中所说的 “天下由来不固久。二十年间不能守”。最后一句,“卯坐金头带直刀”也是个字谜,正是繁体的“刘”字。[10]《史记· 项羽本纪》上也记载说,刘邦破了咸阳后,屯兵鸿门,范增对项羽说:“刘邦的云气五色斑斓,呈龙虎之状,这是天子的瑞气啊。必须马上杀掉他。”项羽于是设鸿门宴,欲杀刘邦,谁知王者不死,最后刘邦还是全身而退了。[7] 汉朝建立四百年,历经王莽篡汉、光武中兴,至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乱国,天下再度大乱,几十路诸侯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刘备寄居新野,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后得徐庶走马荐诸葛。三顾茅庐后,诸葛亮感刘备诚意,出山辅佐,大展经纶补天之手:联合孙权在赤壁打败曹操,接着席卷荆襄、夺取西川、东川,让刘备在西蜀称帝。 诸葛亮确有经天纬地之才,官方正史《三国志·诸葛亮传》上也记载着他“未出茅庐,先定天下三分”的宏论。后人在佩服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时,可能不会料到,他是个和姜子牙一样的预言家,并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系统预言身后朝代兴衰的《马前课》。该预言一共十四卦,每一卦讲述一个朝代。 清朝光绪年间,白鹤山的老和尚守元逐条破译了《马前课》中一直到光绪以前的预言。他破译的关于清朝的预言说:“水月有主,古月为君,十传绝统,相敬若宾”。守元和尚解释道:“‘水月有主’是个‘清’字,‘古月’是个‘胡’字,胡人为君,殆亦天数不可强欤?…

章天亮:电视片《回归》(2) 兴亡

【大纪元11月21日讯】白云千载,物换星移。孔子那一声“天下无道已久矣”的叹息又飘过了两千五百年。神州大地上,历经江山易主,分分合合,煌煌二十四史中看不尽多少天朝盛世的繁华,听不完多少国破家亡的悲音。“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为何胜地不常,盛筵难在,繁华落尽,兵连祸结,烽火连天? 翻开《史记》第一卷,太史公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大道昌明的时代,五位贤君圣主统领天下,协和万国,他们分别是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 轩辕黄帝在位时,九黎族的首领蚩尤作乱,传说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全长着猛兽的身体,铜头铁额,以沙石为食,凶猛无比。他们制造各种各样的兵器,侵略别的部落。黄帝征调诸侯的军队,在涿鹿之野与蚩尤决战,蚩尤令风伯雨师纵风雨和大雾,正在危急关头,九天玄女将兵信神符授与黄帝,最终蚩尤兵败被擒[1]。平定蚩尤叛乱后,黄帝巡行天下,获得上天赐给的宝鼎,观测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以制定历法,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并驯养鸟兽蚕虫。帝德广布之下,“天不异灾,土无别害,水少波浪,山出珍宝”[1][2]。 黄帝归位以后,他的孙子高阳即位,就是颛顼帝。颛顼传位给帝喾,帝喾传位给尧。《五帝本纪》上说,尧帝仁德如天,智慧如神,他按照28星宿在天空中出现的方位来掌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并教民按照节令从事生产[2]。 尧在位七十年后的一天,他问掌管四方诸侯的领袖说,“四岳,我在位已经70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说,“为人君者,当德配天地,光被四表,我们的德行都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有一个叫舜的人,德行出众,或许可以担此重任。”四岳看到尧探询的目光,就继续说道:“舜是个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但舜却能和他们和睦相处,尽孝悌之道,使他们不走向邪路。” 尧说,“好啊,我将令我的两个女儿下嫁给他,以观德于舜。”[2] 舜是冀州人,他曾经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做陶器。因为舜的道德教化,他耕田的地方,人们都能互相推让地界;他捕鱼的地方,人们都推让好的捕鱼位置;他制作陶器的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次品。他无论住在哪里,那个地方一年就会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就会变成小镇,三年就会变成一个大都市了。尧认为舜很好,就让他担任司徒之职,于是百姓就都懂得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理;舜管理百官,百官制事就有条不紊;舜接待诸侯宾客,远方的客人就变得庄敬和悦了。最后,尧让舜到山林川泽去,赶上暴风雷雨,舜也没有迷路误事。尧认为舜圣智圣德,就让舜代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2]。 舜于是观测北斗七星以判断政策得失,祭拜上帝和天地四时,又祭祀名山大川和各路神只。接着他召见诸侯;协调校正四时节气;统一音律和度量衡的标准;修明五种礼仪;按照四方诸侯公、侯、伯、子、男这五种封爵分发给他们象征瑞信的五种玉圭;宽减五种刑罚。舜又每五年一次巡行天下,向诸侯讲述治国的道理[2]。 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就没有把帝位传给他。尧说:“把帝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得利但是天下人受害,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不得利但是天下人得利。总不能为了一个丹朱害了天下的人啊。” 尧观政于舜20年后,让舜接掌天子之位,又过了28年,尧帝驾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舜治丧三年,然后将天下让给丹朱,自己避居南河。但是来朝觐的诸侯都到舜那里去而不朝觐丹朱,诉讼的人也来找舜而不找丹朱,讴歌者讴歌舜而不讴歌丹朱。舜说,“这是天意啊!”这才登临帝位[2]。 尧舜治世之时,百姓摄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约束,传说当时“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让路,犬无吠声,稻生双穗,夜雨昼晴”。诗人屈原歌颂这段盛世时唱道:“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3](上天对一切人都是公正无私的,见有德的人就给以扶持。古代的圣王贤君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 黄帝曾经在崆峒山上向仙人广成子求道 [4],他和老子一起并称为道教始祖[5],加之上古人神杂处,民风淳朴,从黄帝开始,五帝的统治都自然承传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孔子赞叹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6]回顾这段天下为公,大道昌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之初是一个对天地诸神谦卑敬虔的时代,君王德配阴阳、允恭克让,百姓过着童真般无忧无虑的生活。 云卷云舒,花开花谢,当历史走到春秋末年的时候,大道之光终于暗淡了下去。再也看不到尧舜禅让的谦恭,只见到为争权夺利,父子反目,兄弟相残;再也不闻舜帝弹五弦琴,歌《南风》之诗[7],只听到刀枪并举,杀声震天;再也想不起“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8]的谆谆告诫,只留下腥风血雨,诡诈迭出的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而不保社稷者不可胜数”[9]。 公元前524年,孔子已经27岁了。有一天,他忽然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守藏室的史官老子,是个博古通今之人,他明白道德的根本,我要去拜访他。” 南宫敬叔就架起一辆马车,不远千里,带孔子前往求教[10]。 孔子对老子说:“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而人生苦短,我为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而感叹呢!”老子回答道:“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道。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11] 临别前,以自隐无名为学的老子又告诫孔子说,“我听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有高尚的品德,外表却谦恭得像一个愚钝的人,你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10][11] 孔子回到鲁国三天没有说话,弟子怪而问之,孔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罗网可以捕获野兽,弓箭可以射下飞鸟,丝线可以钓到游鱼。至于龙,它乘风云而上天。我见到的老子就是一条龙啊!”[12] 孔子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又说道:“我十五岁的时候就立志求学,到三十岁的时候才有所成就。”[13]谁能说不是27岁时与老子的会面,以及随后三年对老子金玉之言的琢磨体悟,才让孔子豁然开朗呢?当后代君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他们的治国方略中怎能没有老子的智慧、大道的余辉? 公元前5l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老子看到周敬王和王子朝兄弟相残,就离宫归隐,骑青牛,欲出函谷关。函谷关守将尹喜夜观天象之时,见东方紫云聚集,其长三万里,形如飞龙,正滚滚向西而来,心知老子将至,就派人清扫道路四十里,夹道焚香,以迎圣人。尹喜对老子说,“您就要隐居了,请为我们写一本书吧。”老子感其诚意,写下《道德经》五千言后,飘然西去,“莫知其所终”[14]。 老子终于走了,孔子也相继离去,中原又见证了两百多年规模史无前例的大厮杀。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终于吞并二周,扫灭诸侯,“招八州而朝同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 成汤伐桀的时候曾经写下《汤誓》说:“不是我这个小子敢于作乱,因夏桀无道,我畏惧上天,不敢不去征伐他。” [15]武王伐纣时也说:“纣王罪恶深重,自绝于天,毁坏天地人的正道,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16]五帝三王时代,兴兵不以杀戮为事,而以天道为先,兵力最多不过两三万人。然而秦王统一天下,却全凭大兵团作战,以杀立威,每一用兵,动辄斩首数十万人,“攻地以战,杀人盈野,攻城以战,杀人盈城”,“一将功成万骨枯”。 秦王统一中原以前,他的太尉尉缭说: “我从秦王这个人的长相和声音可以知道,他残忍而少仁德,中怀虎狼之心,一旦得志于天下,百姓皆为鱼肉矣。”[17]不幸的是,尉缭言中了。秦王认为自己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其功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乃采三皇五帝之尊号,自称皇帝,并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8] 尧帝登临帝位的时候,天下有诸侯国上万个,故《尚书》有云“协和万邦”[19]。夏商之时,诸侯数以千计。武王伐纣后,又分封诸侯八百。以当时之版图,每个诸侯国都处于“小国寡民”的状态。 [20]这与秦王朝扫灭六国后建立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庞大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国寡民”者,道家之理想国也。国小而民弱,君王百姓皆深知人力微薄,就自然保持了对天道的谦恭,纵有不道之事,也为害不烈。看一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就会知道:大一统的建立,帝国庞大的人、物、财力的聚集,和权力的高度集中,放大了秦始皇山河在握,言出法随,八荒六合,唯我独尊的野心。失去对昊天上帝的敬畏,一个渺小而脆弱的人竟要“欲与天公试比高”了。 称帝以后,秦始皇并未偃武修文,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与此相反,他频繁用兵,开疆拓土,征发数十万人三攻岭南,占领百越之地(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又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却匈奴七百余里”,收复内蒙古河套一带,令胡人再不敢南下牧马。当时秦朝的疆土东到朝鲜、西到兰州、北至辽东、南至百越,四海之内,江山一统[18]。 为方便出兵和出巡,秦始皇又以咸阳为中心,拆掉沿路的关隘壁垒,修筑了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北至辽东,东至胶东半岛,西南至巴蜀之地,南到江浙和广东一带。驰道宽七十米,路面平整,可允许五十辆马车并行,每隔六米种植一棵大松树,“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18][21]。 为抵御匈奴,始皇征发军队民夫共百万之众,于草原、沙漠、绝壁、河流及崇山峻岭之间修筑万里长城。又从咸阳向北,挖山填谷,修筑700公里直道。他还派人疏浚鸿沟(河南汴河),通济、汝、淮、泗诸水。又令监尉史录修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18][22]。 为防止百姓反抗,秦始皇将国土分为三十六个郡县;将天下所有的兵器收集起来,在咸阳销毁,铸成十二个重达十二万斤的铜人。并下诏改年始,易服色,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18]。钳制思想言论,“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23]。 汉初的儒生贾谊说,始皇以华山为城,以黄河为护城河,“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23] 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治国纯靠权谋、杀戮和酷刑。一部《韩非子》,其诈术阴谋波谲云诡,只见威而不见德,只知利而不知义[24]。秦始皇采纳了法家的严法酷刑治理万民,一人犯法,株连九族,一家犯法,邻居连坐。绝无道德教化,“事皆决于法”,“以吏为师”。酷刑的滥施和刑狱的无限扩大带来无尽恶果,秦朝人口一共两千万,囚徒却有两百万之多[18]。 箕子是殷纣王的亲属,纣王最初制作象牙筷子的时候,箕子就悲叹道:“他现在用象牙筷子,以后就一定会用玉杯喝酒;等有了玉杯,他就会想穿华丽的衣服,住辉煌的宫殿了。奢侈豪华从此开始,国家再也无法振兴了。”[25]箕子不会想到,纣王的淫侈无度与秦始皇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始皇称帝以前,每灭掉一个诸侯,就按照该国宫室的样子,在咸阳北面的山坡上进行仿造,并把虏来的美人和钟鼓乐器放在里面。称帝九年以后,始皇嫌宫殿狭小,就征发七十万囚徒修筑阿房宫,木料皆取自四川,转运数千里。在关内建了三百座宫殿,关外建了四百座,之间都以天桥甬道相连,极尽奢华之能事。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18][26] 除了修筑宫殿外,秦始皇又征发七十万囚徒,挖通骊山修筑寝陵,其中以水银做成百川和江河湖海,以珍珠宝石做成满天星斗,用娃娃鱼的油脂做成火炬,并密布机关。极尽人间巧思[18]。 老子曰:“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威名赫赫,不可一世的秦始皇终于病死在沙丘[18][27]。…

章天亮:电视片《回归》(1) 源流

【大纪元11月21日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从“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开始的。相传黄帝身边的一个史官仓颉造了字。然而有关五帝的记载,中国的史料是如此苍白,在汗牛充栋的史书中,有关夏、商与西周的记载也仅是九牛一毛。 在距今 2500多年前,当中华文明走过了她一半岁月的时候,历史上演了天地间第一个变局,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纷飞的战火整整燃烧了五百年。随着这场长达500年的阵痛,诞生了中华历史记载的一个飞跃,《左传》、《春秋》、《战国策》、《国语》和《吕览》相继出现。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等等等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也在这长达500年的乱世奇局中呱呱坠地,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 诸子百家各树一帜、竞相争鸣的时代似乎是中华文化、思想与智慧大发展的时代,然而就在此时,被后世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却临风长叹,他对弟子言偃说:“大道之行的时代,以及夏商西周的贤王治世我没有赶上,但是古书中有记载。大道之行的时代,天下为公,选拔贤明而有能力的人治理社会,人人诚实守信,和睦相处,不把财产视为私有,而把劳动视为美德,没有阴谋和盗贼。可是现在大道已经没落了,天下成了统治者的家天下,父死传子,兄终弟及,人们仅仅照顾自己的亲属和子女,货力为己、各私其私。” [1] 孔子晚年的时候,喟然叹道:“凤凰不再飞来,河图不再出现,我也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泰山啊,将要崩颓;梁柱啊,将要坠毁;圣人啊,将要枯萎了。”[2]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后代的君臣士民无不视孔子之言为圭臬。然而谁能知道,孔子所推行的仁义真的是终极智慧吗,为什么大智慧的孔子却只能发出“大道没落”的无奈哀叹? 就在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仁义哲学、克己复礼的时候,和孔子同时代的另一位大觉者老子却在他千古传世的《道德经》中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3],无疑老子认为道德远远高于仁义,故曰:“大道废,有仁义。”[4] 老子继续阐述道: “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4]在现代人的概念中,仁义、智慧、孝子、忠臣的出现都是值得庆幸的喜事,然而老子却认为这些都是大道没落、社会混乱的结果。 无独有偶,在西方的《圣经》上也记载了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夏娃受到蛇的诱惑,吃了伊甸园智慧树上的果子,从此可知善恶,然而知善恶后的亚当和夏娃却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5]东方道家的经书,和西方宗教的《圣经》竟然对智慧的认识如此相似! 从诸子百家开始,历代思想家历时2500年呕心沥血、皓首穷经地上下求索,那倍受孔子和老子所推崇的如长虹经天的大道又是什么?他从何而来?因何没落?又是何时没落?是否宇宙中还存在着一种力量,可以正本清源,扭转乾坤? 当我们倒树寻根地探求大道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人最初从哪里来? 进化论说:人是从猴子进化为人的。然而正是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绪论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清楚地认识到,本书所讨论的几乎没有一点不能用事实来作证,而这些事实又往往会直接引出同我的结论正相反的结论。”他在后面又用了整整两个章节的篇幅来论述他这个“学说的难点”。在第六章的开头,达尔文战战兢兢地说:“有些难点是这样的严重,以致今日我回想到它们时还不免有些踌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无法自圆其说、处处充满破绽的进化论却被荒唐地称为十九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并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教科书中,成了人类神化自我,离经叛道的最有力的工具。[6] 历史悄然走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出现了一套由多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编撰的《世界伟大考古纪实报告》系列丛书。该丛书通过《水晶头骨之谜》、《上帝的指纹》等八个分册图文并茂地展现了世界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地球上沧海桑田的变迁几乎抹去了一切文明的痕迹,然而侥幸保存下来的零星遗迹所展现出来的却是:在亿万斯年以前,被我们视为史前洪荒时代的野蛮人却具备着连现代人都无法望其项背的超级文明。百慕大海底的高200公尺的金字塔;加蓬共和国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2亿6千万年前人类脚印的化石;凝聚着天文、历法、几何学和数学知识精华的埃及金字塔;至少在6000多年以前从高空测绘的南极地形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7] 当越来越多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进化论不过是一种假说,一个笑话,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的是史前的文明魂归何处?如何还原出人类真实的历史?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以神话开始。令人震惊的是,无论全世界有多少民族,无论他们相距万水千山,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传说:神用泥土造了人。[8] 中国人的《太平御览》上说,女娲用黄土捏成了泥人,这些泥人便有了生命。 《圣经》上说,上帝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生气的人,名字叫亚当。后来上帝让亚当沉睡,取下他的一条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名字叫夏娃。 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传说,有一位神,叫做塔内,他取河边的红泥,按照自己的形象用自己的血捏成一个人,做成后,就向这个泥人的嘴和鼻子里吹气,使他活起来。 澳大利亚的造人神话是这样的:创世者庞德一杰尔用他的一把大刀割下三大块树皮。他在一块上面放了些泥土,用他的刀把泥调好,把一部分泥放到另一块树皮上面,造成一个人形。然后,他使劲往泥人的嘴里、鼻孔里和肚脐里吹气,这些小人立刻动了起来,围着神又蹦又跳。 在非洲白尼罗河生活的希卢克人的神话说:创世者乔奥克决定创造人类,他拿起一块泥土,对自己说:我将造人。古希腊的神话说:神从地球内部取出土与火,派普罗米修斯和埃皮米修斯兄弟二神,分别创造动物与人类。至今生活在北美洲亚利桑那州的皮马人认为,是大地之主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他又造了一个漂亮的泥像,并称这个泥像为人。阿拉伯的创世神话说,上帝派阿兹列来创造人,他取了一些泥土来到阿拉比亚,然后造成了一个人形,并把这个泥人放到一个地方,使它慢慢变干。过了40天,当泥人变干以后,上帝给了他们生命,并赋予他们理性的灵魂。南美奎什玛雅人的圣书中写到:最初的世界什么都没有,只有造物主特帕和古库马茨,他们想造一种灵物。于是,他们用泥土造了一个人。[8] 以上虽然只是几例造人的神话,但它们涵盖的地区却遍及全球的所有大陆:中国、中亚、新西兰、澳大利亚、非洲、古希腊、阿拉伯地区和美洲。可以想见,在没有任何远程交通工具,更不要说文化交流的原始社会,在地球的所有陆地上都流传着一个相同的神话,绝非巧合。[8] 如果人真的是神造的,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无从考证那些已经灰飞烟灭的史前文明了。但幸运的是,我们也许可以从文明古国的典籍记载和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中找到人之初的零星线索。 世界上曾经出现过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他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都曾为人类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但是,各文明民族创造的文化,都经历了生灭消长,此伏彼起的历程,如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都于两千年前就趋于黯淡了;印度的哈拉巴文化被来自中亚的亚利安人扫灭;创建过太阳金字塔的玛雅文化,也衰败于中美洲丛林;光焰万丈的古希腊文化,则被罗马所取代;罗马文化又因日耳曼蛮族的入侵,而毁灭殆尽。唯有崛起于东亚大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化,在坎坷跌宕中延绵发展数千年,经历改朝换代,分分合合,却始终未曾中绝,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独特文化体系,也成为了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性文化”。[9] 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史记》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10]《四库全书》中还收录了唐代司马贞的《补史记三皇本纪》,其中记述了五帝以前的三皇,即伏羲、神农和女娲的事迹。传说中伏羲和女娲都为风氏,属于兄妹关系。 女娲氏末年,水神共工氏与火神祝融氏发生战争。共工氏打败了,一口怒气无从发泄,就用脑袋撞不周山,结果“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螯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11][13] 伏羲氏的母亲叫华胥,因为在雷泽这个地方踩了大人的脚印而怀孕,十二年后生下了伏羲。《东周列国志》上说伏羲按照周天之数以及五行制作了乐器瑶琴,按照凤凰的羽翼形状制作了乐器箫。《三皇本纪》上说伏羲“蛇身人首,有圣德”。他教给人使用文字符号来代替结绳记事,使用渔网来捕鱼,蓄养家畜做为食物。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11][13] 《春秋元命苞》中说神农氏出生三个时辰就会说话,五天以后就可以走,七天以后牙齿就长齐了,到三岁的时候就知道如何种植庄稼。[14]《淮南子修务训》上说神农看到百姓经常因为饮食不当而中毒或受到疾病的伤害,于是按照土地的燥湿肥硗高下“教民播种五谷”。[15]有关神农氏最著名的传说莫过于 “尝百草”了。一开始神农因为亲尝百草而一日中毒70多次,后来他得到了一条红色的鞭子。他“以赭鞭鞭草木”就会知道草木的“平毒寒温之性”,从此中华民族开始有了医药。[13] 从这些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皇除了有大圣德以外,还具备着大神通。当人类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神为了人能够生息繁衍,亲自传给人必要的生活能力,同时开创了一段人神同在的文化。稚嫩的人类就这样在神的呵护下,一步步地迈出了摇篮。在《圣经》的“创世纪”中也有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后,“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的记载。[16] 上古民风十分纯朴,人们仰承甘露、俯吸醴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知乐生、不知恶死,过着一种完全顺乎自然的生活。《黄帝内经》的《上古太真论》中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17]老子曰:“道法自然,”[18]当人完全顺乎自然而生活的时候,就是处在一种虽然没有修道,但是却在道中的状态。 人神同在的时期一直持续到了五帝时仍未断绝。《太平御览》卷十五中说蚩尤起兵攻伐黄帝。双方在涿鹿展开大战,蚩尤做法术降下大雾,一连三天也不散,黄帝乃令风后作指南车,以分辨方向。[19] 《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请来一位叫“魃”的天女,止住了大雨,遂杀蚩尤。 [20] 人神同在的时期在希腊神话中也有记载。公元1870年,德国人谢里曼在土耳其的西沙里克挖掘出了特洛伊城的遗迹,从而证实了《荷马史诗》中记述的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并非空穴来风。 [21]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的第二十卷题目为“众天神奔向战场,各显神威。”几乎所有希腊神话中的神只都卷入了特洛伊战争,如宙斯,赫拉,波塞冬,赫尔墨斯,阿波罗,阿瑞斯,雅典娜等等。[22] 与《伊利亚特》所描述的人神混战的场景在中国也出现过,这就是明朝许仲林所著的《封神演义》。老子、元始天尊与通天教主共同签押封神榜,由元始天尊交给姜子牙。武王伐纣之时,绝大多数的神以及道术之士都在这场大战中阵亡,灵魂被招引到封神台中。战争结束以后,姜子牙按照封神榜上的封爵,按照这些灵魂的善恶将他们封为三界内不同的正神或恶煞。那些未在战争中阵亡的神,如杨戬、哪吒、李靖、雷震子等也告别武王、隐居修炼,从此不再出世。[23]…

章天亮:镇压法轮功与腰斩中华民族文化

【大纪元11月21日讯】早在1999年7.20以前,当法轮功还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时候,社会上就有许多的人直觉地感到中共必然会镇压这个看似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的和平气功修炼团体。镇压以后,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会震惊与镇压的野蛮与荒谬。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法轮功为什么遭到镇压?以下是笔者思考后的一家之言,仅供读者参考。 李洪志先生在《法轮佛法欧洲法会上讲法》中曾经讲过“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世间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够成立起来,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场,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你比如说宗教,能够建立起来,是因为在很多人相信的过程当中,坚信中谈论、崇拜等方式形成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同时反过来也在维护着这个宗教。” 中国大陆在中共建政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呢?李洪志先生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到“近五千年中国”的文化是“半神文化”。中国的文明从轩辕黄帝开始,到现在差不多5000年了。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就是说我们是轩辕黄帝的后裔。而许多中国人现在忽略的一点就是道家管自己的学说叫做‘黄老之学’,其中‘黄’指轩辕黄帝,‘老’指老子。现在我们觉得好像老子是道教始祖,道家都看他的《道德经》,如果追起人中的这个历史,轩辕黄帝又要早于老子2500年的时间。换句话说,从中华民族从进入文明的第一天起就是道家修炼文化。 老子之后经过战国时期和秦朝十五年的统治,就到了汉朝。从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灭亡后,经过短暂的三国鼎立,到南北朝的时候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隋唐以来,开宗明义。五四以后搞的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是个很大的冲击,因为五四开始提出从西方引入民主和科学的概念,但那时候基本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主体,同时学西方的技术。 整个中国的老百姓在将近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儒释道三教并存的环境里,对善恶有报和修炼这些东西都多少知道并相信。如果要考察一下中国的文化就会发现,无论是《西游记》、《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还是官方的正史,如《史记》、《三国志》等等吧,其中都包含和记载了许多修炼的道理。像《红楼梦》讲的是因缘关系,《三国演义》讲了历史的安排,《西游记》则是一个纯粹的修炼故事。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完全是外来学说,在中国毫无根基,没有它可以存在的场。如果要想在中国立足,那么必须要做的一点就是清除掉老百姓在另外空间对儒释道的信仰所形成的场,打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批判有神论、破四旧、文化大革命、批判孔夫子,道家重德,佛家普渡众生,儒家的忠恕仁爱,这些中国文化的精华都被暴力毁得差不多了。常人社会也讲不破不立,共产党的一套学说就在这种情况下站住了,也形成了一个场。但是有一点,这种场的根基是很脆弱的。 89 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流行一个词,就是“信仰危机”,那套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基本破产了。新上任的江泽民没有什么精神方面的理论,可以去支撑这个场,那么它就希望全民都什么也别信,它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老百姓放弃一切精神追求,完全沉迷于物欲之中。90年代初期中国大搞全民健身运动、申办奥运会等等,都是让老百姓不去想精神方面的东西。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得很清楚,人在物欲中迷得越深,就离本性越远,所以默许腐败滋生,让人去吃喝嫖赌。社会上许多人对婚外恋、性解放、同性恋甚至卖淫、嫖娼等社会现象和违法犯罪行为能够给予相当的理解,觉得坏人做坏事儿都是有原因的,这种败坏思想就是“信仰危机”加上“物欲横流”造成的。 总结起来,共产党一套理论在中国立足的前提就是老百姓必须彻底割断和传统文化的联系。法轮功的出现恰恰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因为他完全包容了中国所有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而且比那还要好。江泽民有一天突然发现,有上亿的人居然有了精神追求了,而且在信仰有别于共产主义的学说,他一下子就跳起来了。他说的法轮功在争夺思想阵地、会亡党等等。信法轮功的人会越来越多,在集体炼功,开法会,交流心得。弘扬法轮功的过程中,加上法轮功法轮功对李洪志先生的崇敬,再加上修炼大法的人数,这个正的场已经相当强了。从另外空间来讲,已经危及到了那套外来学说能否存在的问题。 唐朝的时候,韩愈写了一篇文章叫《原毁》,就是探讨一个人为什么会诋毁另外一个人。他总结了两个字‘惰’和‘嫉’。一个人如果懒惰,他就不如勤奋的人,如果这个人不但懒还有妒忌心的话,那么他就会恨比他强的人,并因此诋毁他。江泽民的理论水平就不用说了,加上他妒嫉心奇重,当然受不了李洪志先生如日中天的威望。 下面谈一些个人对于科学和历史的认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人开创的是最好的一种生存方式,但是现在正在受到外来意识形态的破坏。 西方科学的发展和东方科学的发展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时期,思想从宗教的绝对统治中释放出来,开始提倡科学和理性。西方科学的来源是古希腊的研究方法,对物质进行割裂,再进行研究、归纳、演绎、推理。但是科学在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宗教。有许多科学家如牛顿,搞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展示给人,自然界是个多么壮丽、完美、精密、和谐的体系,不可能不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创造的。现在西方科学的研究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了,沉迷于现在对物质的认识,看看怎么能造出更方便的东西,让人能生活得更加舒适。 我总结了一下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个人认为人类的文明每次出现划时代的进步都与两个方面的突破有重大关系:一个是对物质的认识,一个是对能量的掌握。离开这两者,发展出来的那都不能称其为科学,而仅仅是技术。 打个简单的比方说,人人都知道树木可以造纸,大家都对这种过程司空见惯。琢磨一下它背后的原因是很深刻的,这个过程同时涉及到我刚才讲的两个方面。首先人必须认识到构成树和纸的基本成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纤维,这是对物质认识的一面;还有就是我们掌握的能量必须可以把树木归还成纤维,并按照纸张的纤维排列顺序进行排列,就可以生成纸。这个例子基本上还是属于物理变化,也就是不改变分子的结构,仅仅改变分子的排列程序。那如果对物质和能量的掌握更深一步,就是化学变化,改变的是原子的排列程序。比如我们可以用石油制造橡胶、沥青、塑料之类之类的。对物质的探索和能量的掌握每当深入一步,人的生活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再举两个能量方面的例子:过去的纺织厂都是建在山谷里,因为那里水力资源比较充沛,利用水流的机械能来带动机器。瓦特发明蒸汽机,是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人类历史从那个时候起,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西方社会的工业革命正式开始。当法拉第的电磁理论被应用于实践中时,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把机械能转变为电能。由于电能便于传输和储存的特点,人类终于步入电子时代,从照明到工业的更大发展,以及电脑的发明,一切都与这种能量的利用息息相关。 人类现在利用不了原子以下的能量,也操作不了比原子更微观的粒子,否则想要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化出来。比如说我们如果可以认识到石头和黄金的共同本源,同时掌握的能量可以随心所欲地排列那种本源例子,我们就可以点石成金。我们可以变化出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人做不到这一点,当然和人的道德是有关系的。西方的科学发展到这一步就到顶了,继续探索物质结构和发现更大的能量就必须要向更微观发展。物质越微观,它所包含的能量就越大。这个人类可能也已经认识到了。原子能比燃烧石油的化学能要大,那就是更微观的能量。比原子更微观的粒子的能量人们无法去利用它。粒子加速器做得像太阳系那么大,也无法将粒子加速到更微观的能量水平。当人类用目前的方法,把对物质的认识和能量的掌握逼进了一个死胡同的时候,科学必然是停滞不前的。 从另一方面讲,现代科学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地球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它的负面作用又非常大。许多人类目前所消耗的资源,如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等都是亿万年形成的、一旦消耗就无法再生的资源。 科学的发展有另外的路,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修炼文化。西方科学发展走的是和体育锻炼一样的外求路子。他的知识和技术更新就像体育锻炼中的新陈代谢一样,维持了一时的繁荣,“强壮、往上”,表面看起来一直处于“最佳状态”,实际上却是消耗式的、得不偿失,付出的环境成本和健康成本非常大。技术的更新是有限的,现在所使用的能源的储备也是有限的。人类现在不断在寻找新的能源,像地热能,海洋能等等,人也不知道这么利用和消耗能源对于人类生存环境和自身健康的影响有什么后果。 中国古代的科学非常发达,发达的程度是现代科学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因为他像气功修炼一样,走了内求的路子。举个例子说,人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妙的,人通过修炼可以修炼出各个空间的身体。如果人想利用哪个空间的能量,看穿哪一层的物质结构,用同等层次空间的身体就可以完成,就像我们在这个空间利用机械能一样方便。李洪志先生在芝加哥讲法时曾经说过:“那么每一层粒子都有眼睛存在的形式。修炼人就是使那个眼睛能够发挥作用,能够起到和人这边沟通起来,你就看得到了,这是从另外一角度讲天目了。”这种科学的方法,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过,只不过没有那么明白,他讲“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所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没有现代西方科学所表现的那么轰轰烈烈,也不表现在这个空间,但是有许多东西,像鲁班用木头削一个鸟就能飞三天,这是《墨子》中记载的,《三国志》中说诸葛亮造木牛流马,使用的是什么能源?现代人根本无法理解。 西方的科学也认识到了,目前学科不断细分会使人割裂许多本来相互联系的因素,所以也发展了一些诸如“混沌学”的理论去研究不同领域的联系。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还是比较机械的。中国古代完全是走了天人合一的路,对于物质、人体、生命和宇宙的认识是全息的。他找的是自然界所有这一切复杂表现背后的规律,而不像西方科学那样限于表现当中。 这里再举个小例子,刘备在荆州吃饭,蔡瑁要杀刘备,刘备就跑,后来跃马檀溪,跑到水镜先生窗外。水镜先生当时正在弹琴,刘备就站在窗外听。刚听了一会儿,水镜先生就不弹了,说“琴韵清幽,音中忽起高亢之调。必有英雄窃听。”这个事情在不修炼的人来说听起来很玄,其实道理很简单。在古代音乐和五行是有对应关系的,五音“宫商角征羽”对应着“金木水火土”。那时候人弹的琴叫“瑶琴”,本来也是按照小层次宇宙的数造的,所以从琴的声音可以听出一个国家“君臣民物事”的状况。 另外,人的五脏也对应五行,情绪对应五行,时辰、方位、颜色等等都和五行有对应关系。这就是表面纷繁而且不相干的事情背后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就把外部事物沟通起来了。古时候有许多关于琴的传说,像有一次孔子鼓琴于室中,颜回从外面进来说“我怎么听琴音之中有杀气啊”。孔子说:“我方才弹琴的时候,见猫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所以杀气就从琴声中传递出来了。” ;《东周列国志》记载,春秋时的乐师师旷可以通过琴声占卜战争吉凶等等,还有象“高山流水”这样的故事不一而足。这里面的道理要给不修炼的人解释起来又是一大堆,修炼的人不用解释都能明白。 中国古代人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他处于一个修炼的氛围中,盖房子讲风水,婚丧嫁娶要讲黄道吉日。人看病就得看中医,像中医就有很多人体修炼的成分在里面,作为常识人也都稍稍懂一点。小时候认字都是学四书五经,如果学《易经》的话,不可避免地受到古代宇宙观的熏陶。就连行军打仗的兵法,像我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三略六韬,其中《三略》是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写的,六韬是姜子牙写的,而黄石公与姜子牙都是道士。 讲到我顺便说一下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其中有许多奥妙玄机。举例来说,从武王伐纣算起,历朝历代辅保奉天承运的真命之主去打江山的谋臣都是道士。周武王的身边是姜子牙;汉高祖刘邦的谋士是张良;唐太宗身边有魏征,徐茂公,李靖,袁天罡,李淳风;宋太祖身边有苗光义;明太祖身边有刘伯温。二十四史中对这些人的记载清楚地表明他们都属于道家一脉,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著名的预言家,像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刘伯温的《烧饼歌》。元朝和清朝属于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了,但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亲自向道家修炼者丘处机请教治国方略;清朝的皇帝则是喇嘛教徒。 我在给不修炼的人讲历史的时候,可能有人就会问,中国科学和文化那么发达,为什么后来就变得落后挨打了呢?这和中国那个地区的道德变化有关系。佛家思想,李洪志先生讲法中提到过,儒教思想在宋代后就一直往里掺杂。道家到了明代以后,主要盛行点金术和炼外丹,红楼梦里的贾敬就是那么死的,也就是说,这些道家的门徒也不是修炼,就是为了寻求人中的富贵或修炼的捷径。而儒家呢,本来隋朝以前,谁要做官靠的是人品好,叫“举孝廉”,就是说这个人孝顺廉洁就出去做官。隋唐以后开始科举,本来也是选拔人才的好办法,到了明朝就弄出八股文了。读书的人不是为了修养自己的品德,就是把它当成理论,读好了书好去做官,所以道德就越来越走下坡路。修炼的人都知道道德不行了,允许知道的宇宙奥秘和生命奥秘就少了。 科学退步了,语言也退步,出现了白话文。李洪志先生在在瑞士法会上讲法时说,“中国古代的语法能说明问题呀,文字简练,说明的意义又深刻,包含的内涵又大,是最好的文字。过去的人讲是天上的话,天上的文字。现在人类道德败坏了,不行了,也就使用白话了”。 任何语言和文字所表达的感觉和情感,都要依托听众的经历和体验。举个简单的例子说,什么是“甜”?字典上的解释是“糖或蜜的味道”,其实这种解释与没解释没什么两样,如果一个人一生就没有吃过糖或蜜,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从这种解释中明白什么是甜。不仅仅是味觉词汇无法定义,像什么是“红色”,什么叫做“冷”,什么是“香”,什么叫“刺耳”,如果没有亲身体验的话,人的“眼、耳、鼻、舌、身”所感受到的东西都无法用词汇精确定义。 韩愈提出“文以载道”,即文字是为记述道理而服务的,但从语言文字对信息的承载能力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表达一个超越常人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老子为什么在《道德经》中说“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他所给出的名词不是这个名词通常所指的那个对象。他还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大智慧如老子这样的觉者也遇到了语言障碍。这并不是老子的表达能力不行,而是人类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概念,更没有相应的“名词”去描述老子讲的“道”。 修炼的道理,在过去很少有说的明白的。包括来传法的人,受他们对宇宙的认识的限制,有许多事情也都说不清楚。像老子把天地之母称为道,但是他知道他所认识的“道”不是宇宙最终的规律,但是是什么他却不知道,他就管它叫“自然”,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释迦牟尼说:“我一生中什么法都没有讲”,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层次有限。历史上还有许多过去象哑谜一样的东西,千古以来也没有多少人能解,修炼以后再看简直是一目了然。 好长时间以前,有一篇报道上说,中国由于环境的恶化,沙尘暴已经吹到了韩国和日本。韩国和日本就有点急了,和中国商量治理环境的问题。没有人会把这视为干涉中国内政吧。因为环境的恶化威胁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讲,道德的恶化比环境的恶化更可怕。没有道德的人和野兽没有什么两样了。江泽民就是在尽全力地把中国人往这个方向推。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社会的动乱和道德的崩溃,是因为天大的压力都在法轮功弟子的身上承担着。如果不是法轮功弟子的大善大忍的精神,和平理性的行为,世界上哪个国家现在能有好日子过呢? 回想当年各国对待纳粹的态度,我总结了一下一共有五种:一种是以西欧强国为代表,他们认为他们很强大,对希特勒的崛起和对其他国家的侵略置之不理,认为反正也不会侵略他们;一种是以东欧的中等国家为代表,希特勒欺负捷克的时候,他们乘机大占便宜,也去欺负捷克;一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他们主动和邪恶交朋友,希望希特勒跟别人拚个两败俱伤后,他们好从中渔利;一种是以一个西欧小国为代表,他们希望不介入正邪交战,保持中立;一种是以一个超级强国为代表,他们不想介入战争,但是对正义一方提供有限度支持。这五种态度使所有的国家都最后吃了大亏,谁也没有幸免。丘吉尔在他的巨著《二战回忆录》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很容易避免,善良的软弱强化了邪恶的刻毒。”面对中国大陆对普适价值“真善忍”的镇压,无论是任何国家还是任何个人都不能在袖手旁观了。(http://www.dajiyuan.com) 11/21/2003 11:58:29 A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3/11/21/n415298.htm (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