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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语言与文字

【大纪元11月21日讯】在修炼大法以前曾经在一本文摘杂志上读过一个故事叫《旷野的声音》,讲述一名美国女医生在澳州与土著部落徒步穿越沙漠的故事。其中有个情节说,这名女医生与一群土著离开村庄走了几十里,当晚露营的时候,她看到一人正面朝村庄方向跪地冥想。她就好奇地问他在干什么,那人回答说他正在和村庄里的人通过思维来说话。 这件事情看起来很荒诞,其实人人都有这种功能。李洪志先生在著作《在美国讲法》中说:“人的思想很清净,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别人想什么你都会知道。”在《转法轮》中李洪志先生又说:“只不过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人越来越着眼于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有形的东西,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现代化的工具,所以我们人的本能就越来越退化,最后使这种本能完全消失了。” 远古时期,人的道德很高尚的时候思想也相应地非常清净,自然就具备着这种功能的,思想可以互相沟通,虽然不借助语言却远远比语言交流更加有效。语言的使用和现代通讯工具的发明越来越弱化了这种功能,然而却也保留了它带来的一个词汇,叫做“默契”,套一句古诗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按照进化论的说法,语言和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步入文明的标志,其实我看是人类开始走向退化的标志。任何语言和文字所表达的感觉和情感,都要依托听众的经历和体验。举个简单的例子说,什么是“甜”?字典上的解释是“糖或蜜的味道”,其实这种解释与没解释没什么两样,如果一个人一生就没有吃过糖或蜜,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从这种解释中明白什么是甜。不仅仅是味觉词汇无法定义,像什么是“红色”,什么叫做“冷”,什么是“香”,什么叫“刺耳”,如果没有亲身体验的话,人的“眼、耳、鼻、舌、身”所感受到的东西都无法用词汇精确定义。更何况我们所要描述的情况经常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同时综合刺激,这时我们就会感到人类的语言实在太贫乏了,无论如何都无法让听众感同身受。 虽然如此,语言的表达能力还是比文字更加丰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面对面的谈话使听众除了接收到语言外,还会接收到说话者的语音、语气、表情、动作、眼神等等,而一旦形成文字,这种语言以外的信息就又非常微弱了。 中国的文字是黄帝身边的一个史官苍颉创造的。古人有一个传说,讲“苍颉造字,有鬼夜哭”,后人附会说苍颉造字后把天地之间的秘密都泄漏了,所以鬼才在半夜哭泣。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从心灵沟通到语言沟通,再到不得不借助文字是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也许这才是鬼半夜而哭的原因。 唐代的韩愈提出“文以载道”,即文字是为记述道理而服务的,但从语言文字对信息的承载能力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表达一个超越常人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老子为什么在《道德经》中说“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他所给出的名词不是这个名词通常所指的那个对象。他还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大智慧如老子这样的觉者也遇到了语言障碍。这并不是老子的表达能力不行,而是人类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概念,更没有相应的“名词”去描述老子讲的“道”。 语言文字既然不是传递思想的唯一方法,那么有些修炼法门就走了另外一条路。像禅宗就采取了一种极端做法--干脆抛弃了语言文字,称为菩提之道,以心传心。禅宗里有个故事非常著名,说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说法,大梵天王献金色波罗花以表敬意。佛陀一言不发,拈起金波罗花向大众展示。在场的听众不解其意,只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后来摩诃迦叶就成了释迦牟尼佛心心相印的传法弟子。(见《佛家人物参考资料》)这是禅宗最经常讲述的“拈花微笑”的故事。其实我理解,讲的就是不借助语言的心灵沟通,释迦佛与迦叶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中国的禅宗是不立文字的。曾经有一个尼姑拿一本经书向六祖慧能请教,慧能说:“我不识字,你把经文念给我听,我来给你解。”尼姑很奇怪地说:“你不认识字,怎么去解释经书呢?”慧能就给她举了个例子说:“我用手指指给你月亮,可是如果你能够直接看到月亮的话,不用通过我的手指也能看到”。 禅宗这种方法是不适合承传的,因为真的能达到心灵沟通的人,思想已经非常清净了,而常人社会实际上是越来越背离宇宙的真理,越来越陷入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之中,也就越来越无法与上一代传法的人沟通起来,所以禅宗传了六代就不行了。 真正的大觉者在度人的时候是要照顾到听法大众的理解能力的,他会借助常人中的语言和文字来表达高深的佛法,而人真正能够依法修炼的原因却不是因为表达能力有限的文字表面,而是因为觉者的语言文字背后有着深刻的内涵。如果只是去抠表面文字,那就像把指着月亮的手指当成月亮一样了。 文字在创立之初确实是为了记载道理,中国最古的四本书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按照《尚书序》的说法,《三坟》《五典》是记述三皇五帝的德行的,称为“大道”和“常道”。后来的书籍就开始记述一些历史,人伦,民风,政务等等。儒家有四书五经之说,其中五经指的是《诗》、《书》、《礼》、《易》和《春秋》,如果加上《乐》就是六经。它们各有各的用处。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说:“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翻译成现代文就是《礼》用来节制百姓,《乐》用来表达平和的情感,《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思想,《易》用来说明变化,《春秋》来阐明仁义。 历史再发展下去,文字的使用就越来越庞杂了,形成了中国各朝各代丰富的文学形式。春秋的时候是《诗经》、战国是《楚辞》、汉代是赋、两晋和南北朝时代是骈文、然后依次是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 这些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清晰脉络。最有意思的是每个朝代和每个朝代的文化都不一样(明代小说如《西游记》等与清代小说如《官场现行记》等完全是不同风格的小说,这实际上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课题)。李洪志先生在著作《导航》中揭示了这个天机,他说:“一朝君子一朝臣,一朝天人一朝民、一朝文化,一朝服饰。过去改朝换代的时候文化马上就发生变化,服饰的差异也非常的大,……”李先生又在著作《北美巡回讲法》中进一步揭示了背后更为洪大的原因,这与今天在人世间法轮大法的洪传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朝一代的,每一朝人都是一朝天人,是从遥远天体来的代表,代表那里的无数众生来这里结缘,正法中不至于丢下那些众生。在那一朝结缘中留下了他们带来的文化。结缘后下一世转生到其它地区等待着大法开传的一天。”而留下这些文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今天的人能够听懂法、理解得了法。这里还涉及到很多深刻而细腻的历史安排,鉴于篇幅请读者去看《北美巡回讲法》的原文。 讲到这儿顺便说一句,中共在大陆建政以后,所发动的历次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的破坏是毁灭性的,许多词汇象“法宝”、“根基”、“悟”、“借花献佛”、“圆满成功”和“心领神会”等等,本来都是修炼的词汇,经过长期的歪曲滥用,并加入政治因素后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内涵。一些词汇如“迷信”和“科学”等甚至被歪曲后成了打击人类最根本的道德的棍子,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人理解大法的,而且都将被清理掉。李洪志先生说:“……大法还在开创新的人类,也同样会给人类带来新的文化。”(《法轮佛法-精进要旨(二)》 “随意所用”)(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网址: http://www.zhengjian.org/node/16733 (779)

章天亮:从《资治通鉴》谈起

【大纪元11月21日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穷尽毕生心力,耗时19载,“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由神宗皇帝亲自赐名为《资治通鉴》(见《资治通鉴》第294卷)。书如其名,《资治通鉴》的撰写线索就是前朝的治乱兴衰,并站在人的品德善恶和政策得失角度加以分析,使统治者以之为鉴。书成以后,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为君臣士人的必修教科书。 《资治通鉴》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其实并非司马光首创,在评论时司马光经常引用《易经》,《春秋》和《尚书》等儒家经典。在对兴亡进行具体分析时,他的思想也没有超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范畴。后代读史的人在承认《资治通鉴》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朝代兴衰的规律在这本书问世前后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唐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书》中提出“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宋代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其实这些都是从人表面的现象出发。朝代兴亡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历史的细微进程都在其操纵掌握之中。 “……宇宙有成、住、坏,人有生、老、病、死,……”(《精进要旨》“圆融”)。就像这种自然规律无法避免一样,一个王朝必然是从建立走向鼎盛,再经过衰败走入灭亡。那种江山永固,万世不替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 宇宙大法给人类社会这一层开创的生存方式中包括“兵征天下”(见《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顺应这种安排,一个王朝的建立必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种惨烈战争所留下的物质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散去,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在开国的最初几年,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统治者深知打天下的艰难,一般都会爱惜民力,偃武修文,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这种休养生息有时会持续几代皇帝,像汉代从高祖开国到文景之治,唐代从太宗皇帝到开元盛世,清代从顺治入关到康乾盛世都是典型的例证,经过几代帝王的发展,王朝就达到了鼎盛的时期。而此时由于物质财富的积累使得奢靡之风开始渐渐盛行。李洪志先生论述道“因为物极必反,达到顶峰的时候可能就要回落。”,任何一个王朝到了这个时候就无可避免地开始走向衰败了。许多古人也深知这个道理,故老子曰“物壮则老”,易经云“亢龙有悔,盈不可久”。 “人活在世上,就是在造业,多少而已,但人世间也有还业的因素,如疾病、自然灾害与战争。”(《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在一个朝代休养生息的时候,老百姓长时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远离了战争、饥荒和瘟疫等等给人还业的因素,业力会越积攒越多。到王朝开始没落之时,神就要给人安排各种天灾人祸让人还业了,为的是避免人因为过多积攒业力而面临销毁。 历史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人无论怎么费尽心机都不可能打破这种规律的。也许有人要问,既然如此,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是否就是徒劳了呢?不是。因为一个王朝能够存在多少年,何时兴、何时败、何时灭都是有定数的,绝不允许因为道德的腐化堕落和帝王的为所欲为而提前败坏。那么反映到人中,就必须有人中公认的道理来规范人的道德,约束君臣士民的行为,这些道理也必然是由人著书立说,并流传于世间的。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只不过是历史安排的一步棋而已。 中国的历史极其特殊,如果仔细研究的话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奥妙玄机。举例来说,从武王伐纣算起,历朝历代辅保奉天承运的真命之主去打江山的谋臣都是道士。周武王的身边是姜子牙;刘邦的谋士是张良;唐太宗身边有魏征,徐茂公,李靖,袁天罡,李淳风;宋太祖身边有苗光义;明太祖身边有刘伯温等等,二十四史中对这些人的记载清楚地表明他们都属于道家一脉,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著名的预言家。同时,“每一世的开国皇帝都有一些武灵出世来保他们打仗。”(《转法轮(卷二)》)这些文臣武将看似偶然地聚在真命之主的周围,扫荡烟尘,平息叛乱。其实这一切都是历史细腻安排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人都是棋子,任由历史的手把他们摆到他们可以完成历史使命的位置。 除了这些人之外,一个普普通通的修炼人不会去干涉世间的事。他们最终是要离开人间,回归不生不灭的彼岸的,所以他们也根本不在乎世间的名利享乐,更不会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而对人间的历史大事指手划脚。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卷二)》中说:“深山老林有许多修炼的人,都看到了历史上出现的和将要出现的一件一件事情,但是谁也不管,他们谁也不愿意管。不管的原因他们知道这是天象变化造成的。就应该这样。 ”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所有朝代最初揭竿而起的人都没有最后坐成天下。李洪志先生在著作《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最形象地说人类社会就像一台戏。一朝一代的,那就像幕拉开了,一朝开始演。一朝结束了,大幕拉上了。再拉开,改朝换代。”最初起义的人仅仅是在每一幕戏的序曲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一旦时机成熟,正角(真命之主)才开始登场。 《易经》上说“履霜,坚冰至”,历史的大事在发生前总有一些征兆和一些铺路的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所出现的气功热潮并非无缘无故,那正是在为历史的最后一出戏--大法洪传--做铺垫工作的。(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网址: www.zhengjian.org/node/16677 (827)